受虐兒遠離恐懼 讓傷在愛中痊癒

受虐兒阿勇 兒童少年保護服務
新北市家庭扶助中心隸屬於家扶基金會之下，在一九六九年成立。主要提供家庭扶助、兒童少年保護、寄養，以及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等服務。

阿勇與哥哥長期受到爸爸的精神虐待，但因媽媽長時在外工作，明知丈夫對兒子不當管教，卻無心插手。新北市家庭扶助中心兒童少年保護組社工督導彭淑鈴說，初期與阿勇的媽媽接觸，發現她總是忙於工作而無力處理家務，雖然曾和丈夫溝通，但見他置之不理，於是她也索性放任問題持續發生。

彭淑鈴說，通常在接到通報之後，家庭扶助中心會評估個案整體狀況，透過社工每月定期關懷與訪視，了解這個家庭目前的需求。大部分案件的家庭，父母或監護人都無法給子女完善的保護或教養，因此主要針對個案的需要給予幫助，例如心理諮商或急難救助金。因此，在個別關懷了解後，即使阿勇的媽媽期待能單靠社工的力量輔導爸爸，社工還是坦白地告訴她也有身為媽媽應負的責任與義務。

兒童少年保護的工作不是單純輔導受虐兒，而是從整個家庭的心理、環境、經濟面向一起進行，但仍以確保兒童的安全性為主軸。彭淑鈴說，社工們其實都知道特別要費心溝通的對象應該是施虐者。因為施虐者經常強烈抗拒外力介入家庭，此時社工必須耐心溝通、建立關係，採取傾聽的方式，再用同理心開導。

施虐者的抗拒 突破受虐兒心防
彭淑鈴認為抗拒是兒童少年保護服務中最困難的問題。初期與個案接觸，不論是施虐者或受虐者都會有不同型態的抗拒表現。許多失暴的父母會覺得「這是我的小孩，關你們什麼事？」或「小時候我爸媽也是這樣教我的！」可能會對社工做出咆哮、摔門、掛電話等等直接的反抗行為。

受虐兒卻和大人不一樣，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施虐者為受虐者父母者高達八成五以上，本應是孩子最親近的父母卻成為傷害他們最深的人，所以受虐兒普遍不信任陌生人，會採取沉默、說謊或敷衍的態度軟性抗拒。因此社工會與學校老師策略性聯盟，取得受虐兒在校的資訊，並且清楚和孩童說明自己的角色和工作內容；另一部分，也期待他們能了解自己的權益。透過耐心陪伴與關心他們的生活，逐漸打開受虐兒的心防，使他們願意描述自己的心理狀況，於是能對症下藥。

新北市家庭扶助中心社工師王俞涵表示，多數的受虐兒是沒有信心的，覺得自己家裡貧窮或課業成績低落，什麼都比不上別人，在家沒有父母的關愛，在學校沒有同儕願意與自己互動，甚至在老師眼裡也是個麻煩人物。對於幾乎要自我放棄的孩子，社工能做的就是陪伴他們，透過每次的會談或活動，讓他們學習生活中不同的正向經驗，使他們發展生活適應的能力。

針對阿勇的個案，社工總共花費大約兩年的時間才讓整個家庭回到正軌。透過輔導阿勇的爸爸面對失業的挫折，他開始願意參加職業訓練，也有了找工作的動力，雖然還沒有穩定的就業，但已經清楚意識到自己必須努力，也不能將情緒轉嫁到孩子身上；目前阿勇與哥哥就學的狀況也很穩定。彭淑鈴說，輔導的過程中看不到施虐者立即的改變，但可以看出改善，是漸進式的學習，「兩年的歷程中，可以看見這個家庭走向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精神與肢體 杜絕暴力代間傳遞
一般而言，肢體暴力比精神暴力的案量類型多，但只是因為外在的傷口或疤痕明顯可見，因此較容易透過通報系統分派到各個單位。彭淑鈴說，精神虐待是難以界定的，因為沒有具體的數據或驗傷證明可以說明怎樣的程度構成精神虐待。只有專業的醫師或工作人員判定，才能確切認定個案屬於精神虐待受虐者。另外，這種類型家庭的家長秉持的親職教養概念也都覺得自己沒有錯，所以潛藏案例非常多。另外，性虐待和六歲以下未就學的兒童，因為缺乏保護網絡，不被發覺或通報的可能性極高。

奇特的是，彭淑鈴說，有許多研究指出，很多施虐者過去可能也曾是生活在不當管教或家庭暴力的環境中，導致他們在長大成人之後，將一切合理化，發展成暴力的代間傳遞。也就是說，若未能幫助受虐兒處理受暴經驗，他們長大之後也極有可能把暴力模式循環到下一代，學習以暴力的方式對待他人。

彭淑鈴說，社工的介入是一項重要的關鍵，因為施虐者會體認到「有人在監督」，社工同時也會告知他們虐待孩童所需負擔的法律責任，所以通常能有效使受虐比率降低。配合定期關懷和輔導，可以明顯看出幫助家庭功能恢復的成效。

新北市家庭扶助中心社工工員曾德明認為，兒保社工是一份很有挑戰性的工作，必須具備誠懇的態度，讓個案了解社工人員的立場，同時還得隨時面對個案的危機事件。王俞涵也說，社工不是聖者，無法藉由法律規定改變任何一個失去功能的家庭，但透過愛的傳遞，是可以改變的。「我們無法一輩子陪伴這些受虐兒童成長，但透過一個微笑及真誠的關懷，將會是開啟他們新的光明人生的重要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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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家庭扶助中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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