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的媒體：媒體在運動中的表現

◎蕭米棋

　　在訊息流通、媒體報導量與曝光度上，占領立院運動都是一場高強度的運動。已經有太多的評論去評價運動本身以及運動中的媒體。在這次運動中，媒體的角色究竟是什麼？是傳統新聞學說的「第四權」、運動的一部份，還是與運動對立的一方？運動使我們更能細緻觀察到媒體自身的一舉一動，也使媒體顯露出它的異質性。我們尊重媒體的異質性，僅談部分媒體的表現，不代表我們想對媒體判出高下之別，因為有許多的媒體是無法明顯界定，或收編為其中一類的。粗略地找出媒體來評論，只是試圖整理出運動中媒體的表現。

令人失望的媒體
　　許多電視台或報社的表現其實令人失望。令人失望的並非報導立場，而是面對這場「新型態公民運動」，缺乏更加動態的因應與編採方式。因為分線混亂，加上議題重大需要大量人力，許多原本跑生活線、娛樂線的記者都要支援，因此在追逐新聞議題上，只能追著少數人物跑，或是議題中的單一事件跑，很難對議題的整體，也就是針對反服貿、甚至是反自由貿易等議題本質的討論。因此在這場運動中，媒體對於反服貿、反自由貿易的報導，可能還不及對運動手段與形象的報導與猜測。

　　對主流媒體而言，較為輕鬆的採訪方式就是追著每一場記者會，緊盯「學運領袖」出現的時刻，隨運動現場其他陣營的抗議行動，或是不斷冒出頭的自主性街頭論壇，如街頭民主教室、公民審服貿、賤民解放區、大腸花論壇等。部分情況如政府官員和運動領袖，只需將通篇回應擷取幾句話，不斷放大、複製即可。對於其他團體如賤民解放區和大腸花論壇，便充滿了主流媒體對組織的各種猜測，看來片段且充滿偏見。

　　因此，這場運動事實上使媒體無力經營議題的破綻被看破手腳。為了維持收視，媒體習於製造鬧劇。從林飛帆的軍綠色外套，到4月1日張安樂率領的「路過」行動被報導後被找出的「來來哥」，甚至是之後的「新聞龍捲風物化女性」事件[1]，在在顯示商業媒體掌握議題的能力不足，只能用缺乏深度、製造鬧劇的方式產製新聞。

　　事實上，主流媒體的新聞從業人員，異質性也相當高，個別新聞工作者的立場不見得跟電視台立場一致，優秀的記者相互跳槽本來就是常態，加上對輿論、廣告的需求，對運動的態度時常搖擺不定。我們可以說，主流媒體懷抱的事實上不是藍綠立場，而是以閱聽率為立場。

眾聲喧嘩的另類媒體
　　另類媒體相較於主流媒體，人力極為不足，因此一個媒體通常只專心經營一條線，形成分眾化[2]的閱聽分布。在占領立院運動期間，另類媒體曝光度增加，粉絲團人數也大幅成長。而和另類媒體連帶性極強的其他社會議題，如守護石虎、反核、割闌尾等，在宣布退出議場之後，也陸續受到更多人的關注。

　　另類媒體看似獲得不小的勝利，但是另類媒體習於分眾化的報導方式，對於突如其來的重大社運議題，也需要時間適應。以苦勞網來說，面對與擅長的勞工議題高度相關的服貿議題，除了對運動本身的觀察外，也報導萬泰工會罷工、社福學生反服貿等與勞工權益相關的服貿報導，走出了一條理性探討又能跟隨議題的報導路線。而另一個例子則是上下游新聞市集。上下游堅持只報導與農業、環境友善有關的議題，因此在運動期間也只選擇和服貿相關的農業議題。因此在占領立院期間，上下游產出的新聞相對較少。還有不分眾的另類媒體，如新頭殼，不過新頭殼的新聞相對較短小，發稿量多，而且以報導為主，少有評論。

　　然而這也顯現出另類媒體難以跟主流媒體競爭的根本問題：人力不足。苦勞網和上下游都不超過五位記者，加上外稿也只能勉強維持一天一至三篇的報導。占領立院運動之後，另類媒體記者需要克服現場的網路訊號不足、人力不足以應付長期駐守現場需求，遑論關注其他社會議題？運動期間群眾對於新聞的大量需求，高強度、高流量的資訊流通，連主流媒體都吃不消，更別說長期人力流失、財源不足的另類媒體，要如何擠壓現有資源，產出高水準的報導？在這種情形下，記者的勞動權益，又有誰來維護？

公廣媒體的角色與期待
　　而談到公廣媒體，我們期待一個非營利的、公共的媒體，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給閱聽人什麼樣的報導？公視做為公廣媒體，應該在台灣這個一片向財團靠攏及娛樂化的新聞產製環境中，採取更偏向弱勢者，更偏向抗爭者的報導立場，以提供更平衡的聲音。

　　但是在3月25日，傳出公視要求周四晚間的節目《NGO觀點》主持人紀惠容不用進棚錄影。另一節目《誰來晚餐》原本於3月31日要重播包括洪崇晏、林飛帆、廖郁賢幾位社運參與者主題的一集，但沒想到節目當天臨時喊卡，公視當天卻忽然改播高凌風演唱會。公視長期以來有不少對社運、NGO、弱勢族群友善的新聞評論節目，如《NGO觀點》，長期以來歷經不少重大社會議題、政治鬥爭都不見政治力介入，為何在此場運動時，公視卻先後出現撤換主持人和撤換預定重播節目等情事？

　　公廣媒體背負著媒體改革人士與觀眾對媒體素質的要求與期待，因此以台灣的政經環境，左派與NGO的觀點長期被忽視，公視若要做到平衡報導，不但不應該在節目安排上，做出裁減占領立院運動節目的假中立，更應該針對服貿協議對弱勢族群的影響作更深入的報導。

　　公視報導產出量其實不多，而自從公視跟進其他電視新聞台，增加中午新聞的播報，新聞產製時間被大幅壓縮，新聞品質也因此受影響。現在公視又被懷疑受到政治力的介入，而干預節目的製作方向，只會讓更多願意相信公視的人失望。

運動對媒體的回應
　　占領立院運動期間，媒體對於議場內的報導，美其名為「忠實報導」，實則正如場內領袖所言，如「楚門的世界」[3]24小時的監視不但對參與者造成極大壓力，也使議場內人員決策運動方向時極為不便。

　　三一八到三二四期間是輿論變動最大的幾天。占領立院運動的形象，看似是媒體單方面的報導結果，事實上每一個事件都是媒體、輿論及運動者的動態三角，互相影響與調整的結果。

三一八當晚至三一九白天，主流媒體先是沉默，接著開始為參與者安了「失序」的罪名，喝啤酒、接吻樣樣來[4]。運動本身一面回應「暴民」形象，一面開始調整運動方向，開始塑造良好有序形象，拉起了糾察線、做垃圾分類、開醫療通道，看似受到支持運動群眾的鼓勵與歡迎，卻也開始被所謂「鷹派」批評「1985化」的運動路線，如何影響政府決策？於是運動開始分裂，部分人士不滿，轉趨激進，「林森南路八巷」[5]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部分媒體被評為在幫助運動，如台大新聞E論壇強調忠實記錄與貼近運動的報導，雖然自詡與運動現場的事實最接近，卻被其他媒體評為「學運官方媒體」，忠實報導成了「官方媒體」，難道大部分的媒體都自認對運動不友善，刻意抹黑？而其他媒體有些忠於自身一貫立場，堅持自己的報導形式或政治立場，如長期報導勞動議題的媒體苦勞網，一天約只產出一篇新聞或評論，不僅在此次運動期間對勞動議題持續關注，而且出現社福界、原住民反服貿的聲音；有些媒體則在自身立場與群眾風向間遊走，欲貼近輿論結果只為了維持收視或廣告量。

　　運動者本身雖不認為在回應輿論，但是小至如何產出統一的意見給媒體，大致運動整體的形象塑造、運動目標、口號與路線的改變，都是對媒體的一種回應。議場內的決策圈在運動中必須回應政府提出的條件，口號也明顯地從「退回服貿，逐條審查」到「退回服貿，捍衛民主」直到運動結束前的「先立法，再審查」。出關前，議場內的決策圈決定「轉守為攻，出關播種」，結合當時漸趨成熟的「割闌尾行動」，其後的「公民組合」、「民主鬥陣」、「島國前進」等組織，也是因應決策圈突宣布退場後，持續運動能量的一種形式。

　　此外，決策圈的回應真的就等於立院現場所有人的聲音嗎？在這場可以自由參與、加入和退出現場的運動，無法確切勾勒參與者的形象，自然也就不可能會有能代表所有人意見的回應與口號。因此有人另組論壇，有人另發聲明[6]，更有人只是默默地貼上便條紙在部分電子媒體的SNG車，表達對這些媒體的不滿。運動中的媒體與參與者，互動可以是很個人的、多元的，正因這是個媒體和參與者都異質性極高的社會運動。重要的是，媒體作為眾聲喧嘩的「發聲筒」，維持對議題的關注與討論，才是媒體的角色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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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天的新聞評論性節目《新聞龍捲風》於4月5日晚間播出的節目中，來賓彭華幹與主持人戴立綱以「超正、超殺，你看那個襯衫已經開到這邊來了」等字眼，被許多觀眾批評為物化女性。儘管這是「物化」或是對「性」獵奇式的報導有不同意見，該節目最後仍遭NCC罰五十萬。
[2]《中國新聞年鑑》（2008）對分眾化的定義：對受眾進行分類，使用數位技術等傳輸途徑把資訊直擊目標受眾的一種傳播模式。」以台灣另類媒體的情況來說，在小型另類媒體專心經營特定相關議題下，關心該議題的受眾自然會選擇該媒體，也就是分眾化的閱聽分布。
[3]此場運動長達超過三周的時間，對議場內參與者而言，24小時被場內媒體的報導，實為一種對運動者的監視，使得場內人員壓力極大。在運動後期，大腸花論壇的出現，被視為是參與者抒發運動傷害的管道之一。「楚門的世界」一詞，被媒體用來形容議場內參與者。
[4]事實上，3月18日至3月19日的媒體多對占領議場的民眾有不好的評價。文內指的是旺旺中時集團的一篇報導〈立院直擊 淪陷後的國會議場〉，直擊議場內民眾有喝酒、接吻等情事，後來被運動參與者指為刻意抹黑。
[5]林森南路八巷是立院周圍的一個重要小巷，但較少人駐守在此。隨著運動的支援人力在3月19日後逐漸出現晚間為高峰期，而凌晨至清晨為低谷期的規律變化。3月21日清晨有網友在ptt和臉書上發出資訊請大家支援，現場糾察卻又誤認部分支援民眾為支持國民黨方的民眾，而有包圍、驅離等行動，但事後亦有當晚的參與者澄清他們只是對糾察制度不滿的聲援者。
[6]如4月10日退出議場前，議場內二樓的工作者雖然願意和決策圈一同退出議場，但是並非出於主動，而是迫於參與者的「共識」。因此退場之前，二樓工作者發出〈二樓奴工退場聲明〉，以表達他們並非主動退出的態度，及反對為了形象整飭而自行閹割占領議場成果的現場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