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收有理？ 南鐵爭議說清楚

漫談南鐵徵收爭議 徐世榮教授、南鐵青年 胖地開講

【2014年 9月 6號 南鐵獨立媒體 胖地 採訪報導】

昨晚（9月5日）由在地文化組織所舉辦的「Wutalk 50講 秋季場」座談中，邀請到了政大地政系、台灣農村陣線的徐世榮教授與南鐵反東移青年小組成員周舜裕女士，兩人合力講述「南鐵議題與土地正義」，包含造成台灣浮濫土地徵收的原因，以及台南鐵路地下化計畫如何從原軌下方施作轉變為東移版的歷程。

徐世榮教授認為臺灣政府對於土地徵收問題的輕視，將這種最後不得已的手段，當成理所當然的工具，造成了人民許多的傷痛與苦難。對於這些問題，他提出三個因素進行分析：

第一為歷史因素，他認為現下臺灣政府輕率發動土地徵收的習慣，決非其他憲政民主國家所能見到的，這與臺灣從威權時代過渡至民主的未竟有關。

第二為財政因素，地方政府財政上的困乏。縣市政府主要透過稅收來增加收入，而其中又以「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為大宗。區段徵收、一般徵收各有其問題，在南鐵徵收案中，除了民眾參與度嚴重不足以及在徵收必要性的說明上，無法使人信服之外，所謂的「市價補償」（註一），其補償價格由政府組織的「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註二），因此地價等同於由政府單方面所決定的。

第三為政治因素，由於土地開發、炒作，是部份掌權之人分配給地方派系利益的大餅。

徐世榮教授更重申土地徵收要發動前，所必須同時符合的嚴謹六要件，缺一不可：一、符合法律形式規定。二、增進公共利益。三、必要性前提。四、比例性前提。五、最後迫不得已手段。六、完全補償。台南市政府將徵收的土地作為公園道，只能說是符合第一項的法律規定而已。而第二點，有無增進公共利益，一直都是由都委會決定。這種專家式的決策，在國外是1950、1960年代的做法，美國在1970年代因專家決策受到挑戰，因而逐漸轉型為透過「溝通、對話、辯論」的方式來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而台南市政府提出的安置補償方案，則是必須符合前五項要件後，才能來討論。

徐世榮教授表示，真理通常存在於你和我之間。公共議題的解答，必須透過討論、溝通，甚至是辯論而得，他認真期盼公部門能夠誠懇聆聽、不要迴避與居民對話的可能。從桃園航空城到臺南鐵路地下化東移等等的土地徵收案，現下都必須要求公部門召開可以公平對話的聽證會來解決爭議。

南鐵反東移青年小組的周舜裕則是帶領講座聽眾，回顧南鐵事件發展的脈絡。發現民國96年前的工程版本，與98年後的工程版本內容有所出入，現今地下化的「核定本」，絕非唯一且最佳的工程規劃，且98年「核定本」僅通過「環境差異評估」而沒有通過「環境影響評估」，質疑市府未遵守行政程序處理徵收爭議，手法貪快、粗糙。並指出過去賴清德過去作為南市立委時，曾經公開認為東移版本需要再經審查。她質疑，是否過去的賴立委如今換了位子，便忘了過去的堅持。

註一：參《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註二：參《平均地權條例》第4條：「本條例所定地價評議委員會，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組織之，並應由地方民意代表及其他公正人士參加；其組織規程，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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