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斯卡看女性照顧者議題《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

　關心此次奧斯卡各項獎項的同時，卻意外的讓我驚覺，儘管影片或大眾媒體的力量強大，卻永遠不及現實生活的複雜以及命運的考驗。

　此屆倍受好評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剛落幕，電視新聞還報導著橫掃奧斯卡各大獎項描述印度孟買貧民窟的最佳影片「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 ，卻在網路上看到「印度悲歌 昨捧奧斯卡 今淪賣春女」這樣的新聞標題。新聞描述2005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被)拍攝者之一、現年二十歲的印度女孩普瑞蒂，已經在加爾各答紅燈區裏做了三年 妓女。也就是說，紀錄片得獎的隔年，他還是沒能逃脫現實的殘酷命運。

　影片在台灣翻成「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從翻譯的名字與原來的名字做比較，可以發現台灣的片商想要突顯影片比較溫馨的一面以及拍攝觀點的巧妙(新聞裡「生於妓院」的片名，明顯是大陸翻譯)。故事背景雖然是描述加爾各答紅燈區的下一代這樣難以反轉的命運，但導演拍攝的方式不著重在環境的無情，他給這些小孩相機，讓他們近用(access)媒體，藉由媒體的賦權(empowerment)，給他們詮釋生長環境的機會。在影片裡，這些沒用過相機的孩子在導演的指導下，學習表達，學習溝通，學習認識自我的環境，並在照片中，詮釋自我的夢想，想像自我未來不同的可能性。

　這樣的拍攝故事，有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的意義，也有影像觀點(point of view)的創新，卻淡化了影片裡描述紅燈區現實殘酷的部分。我覺得導演可能考量觀影對象(我認為導演想拍給跟故事裡一樣年紀的青少年看)，將紅燈區生活令人不安的部份僅以口白描述：像是新聞裡有提到其中一個孩子的母親在影片拍攝過程中被皮條客活活燒死；或是當導演訪問他們的母親是否要給這些小孩機會念書，大部分的母親(這些小孩都不知道父親是誰)卻只希望他們長大可以趕快跟他們做一樣的工作以維持家計，害怕他們離開，也害怕給他們不一樣的機會。母親肩負照顧孩子的責任，除了關心兒童外，也不可忽略母親的處境，因為母親(女性照顧者)對於整個家庭以致於孩子的一生都有重大的影響。

　在伊甸，從現在3月到6月，我們邀請社會大眾，共同關心「兒童早期療育」的問題，同時也特別關心家庭裡，辛苦照顧這些遲緩兒的「母親」(女性照顧者)。這次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母親照顧遲緩兒的辛苦，希望能描繪家庭裡母親扮演的重要腳色。對於議題與廣告的呈現盡了很多努力，有些部份甚至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總是期望自己能多做什麼，來幫助我們服務的個案。

　這個新聞卻讓我再度從廣告與議題的剖面回頭審視環境。我的工作是伊甸公關，卻僅能試著在大眾媒體，講出一個重點，讓大家注意，並進而期望大家關心這個議題，而能付出行動（而且要做到這點是越來越困難了）；但這些訊息，卻始終無法將事物的全貌傳達給所有的人。現實生活總是比想像無情，作為一個公關，我似乎應該時時反省，大眾媒體的宣廣，終究難以表達在第一線服務人員的辛苦，或是直接面臨現實的個案家庭心中的無奈與處境。(導演澤娜布里斯基在片中表示：「我不是社工，我只是一個攝影師。」，「我已經做了我最大的努力了，你還奢望著什麼呢？」，讓我有很深的認同)

　恆河與印度河，孕育出源遠流長的印度文化，在印度文學裡時常將河流比喻為「大地之母」，可以想像在印度，母親的地位崇高，隱含包容、堅忍、慈愛、的價值觀；這樣細微而恆常的呵護，也暗示母親對於孩子無盡的付出。媒體宣廣的作用有限，希望藉由此篇文章，將對「兒童早期療育」努力付出的榮耀歸於服務中心第一線付出愛心的同工，並向母親(女性照顧者)致敬。

影片訊息：
片名：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
英文片名：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
國別：印度、美國
導演：羅斯考夫曼Ross Kauffman、澤娜布里斯Zana Briski
編劇：羅斯考夫曼Ross Kauffman、澤娜布里斯Zana Briski

相關連結：
伊甸官網

導演澤娜布里斯(Zana Briski)所創的基金會

 「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官方網站

 【電影‧人生‧夢】部落格文章「《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涉入的世界觀」：

「印度悲歌 昨捧奧斯卡 今淪賣春女」相關新聞連結：
印度時報(原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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