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冤案應落實刑事訴訟法結構與人事結構改革

解決冤案應落實刑事訴訟法結構與人事結構改革

(記者沈天惠/台北報導)

    台灣解嚴、民主洗禮至今將近三十年，然「司法不公」魔咒始終揮之不去，冤獄無法獲得平反，讓司法改革路迢迢。日前民間司改會成立「司法陽光網」，代表人民渴望司法公開透明的呼聲。11月27日在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有一場「蔡墩銘教授追思研討會」－主題「鄭性澤案分析與評鑑」。前司法院大法官許玉秀表示，這兩週法律人出盡鋒頭，只可惜都是負面新聞，對於鄭性澤案沒有落實調查證據，她認為是一個臆測的「草率判決」。

    許玉秀指出，鄭性澤案是簡單的槍擊案件，一點都不難證明，但是為什麼調查上會出現非常嚴重的缺失？沒有做現場的重建、彈道鑑定調查證據，甚至偵訊過程錄音帶在三審定讞過程中都沒拿出來比對筆錄。許玉秀認為，鄭性澤案沒有落實調查證據，是一個臆測的「草率判決」。

台大法醫所李俊億教授指出，鄭性澤案是密室槍擊案，沒有人逃逸，兇手、證物都在那個KTV房間裡，以2000年當時水準，證明誰開槍？在哪裡開槍？有幾個槍道彈孔？應該是沒問題。

李俊億指出，鄭性澤案最關鍵爭議在槍戰殉職員警蘇憲丕遭誰開槍，法院認定不是已死亡羅武雄，確定判決書提到的兩階段槍擊論邏輯的證據事實上有問題，但是判決引用刑求自白，鄭性澤現在隨時可能被執行死刑。李俊億並指出，科學證據很重要，但不能迷信科學證據，一定要經過嚴格驗證確認，尤其不要認為科學家所講的都對。鄭性澤案有現場勘查報告、法醫解剖報告等等科學鑑定報告，但是鑑識組長證詞、法醫證詞都未經嚴格驗證。李俊億表示，槍擊案件不需繁複的鑑定報告，鄭性澤案該做的沒做，不該做的做一大堆，沒有科學證據可證明鄭性澤持槍殺警，建議重啟調查。

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羅秉成談到，法官應該本著無罪推定及審查監督，防止錯誤發生，依法自白必須有任意性跟真實性，鄭性澤案除了專家的意見、鑑定出錯外，另一個冤錯是「自白」。羅秉成指出，鄭性澤在警訊時有被刑求，高院就採取「鋸箭法」將警詢自白切掉，改用檢察官筆錄，然而「自白不白 自黑很黑」，被告在法庭上很容易附合法官或檢察官的話，用一個簡單的「冤案方程式」就將假自白、假鑑定變成偵破。美國無辜者計劃（Innocence Project）冤錯案也有類似情節，DNA已經證明不是被告還他清白，但法官還是採用被告認罪的自白。

台大法學院林鈺雄教授指出台灣實際案件偵辦、審理過程的洗錢模式之「司法洗錢理論」：先讓警察刑求取得被告自白，再把被告送到檢察官那裡去套用警詢自白，但是檢察官不承認有刑求，最後審判時法官用檢察官自白，不用警訊自白，檢察官變成洗黑錢的白手套，法官變成道貌岸然的商人。林鈺雄認為，鄭性澤案是很差的洗錢案例，根本不符公政公約第7條規定「酷刑禁止」，也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之自白法則，被告自白非出於其自由意志，不得採為證據。林鈺雄並認為，鄭性澤案沒有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得聲請調查證據」，第2項「應依職權調查」，不符合公平審判。

林鈺雄建議，司法改革方向－建立新事證之再審事由、判決違背法令之非常上訴事由。改採真正憲法訴願制度，打通憲法與刑事訴訟法，讓我國有正常法制國家的出路；引進違反兩公約再審制度，打通兩公約與刑事訴訟法的關節。他指出刑訴法條文太抽象，最高法院可任意定法條，說什麼就是什麼，而兩公約解釋很具體，不是最高法院說了算。

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尤伯祥律師表示，台灣實務上對冤案救援採取非常嚴格標準，要申請再審或非常上訴，必須自己證明真實無辜。看完鄭性澤案的卷宗第一想法「真相永遠不會浮現出來」，因為現場已被破壞，查不出真相無法證明真實無辜。尤伯祥指出，鄭性澤案刑求證據很明確，法院無法否認刑求的事實，就用鋸箭法處理鄭性澤的刑求抗辯（錄音帶有聽到哀號的自白不採用，其他的則仍然做為證據），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他並指出，自白的筆錄記載跟偵訊過程完全不符之情況常發生，如邱和順案，警察刑求都已被判有罪；蘇建和案更三審確定時也認定蘇建和被刑求。法院都是用鋸箭法「你證明警察有刑求沒有關係，你沒有辦法證明檢察官刑求，那我就用檢察官的自白判你有罪。」

尤伯祥談到，案件現場蒐證不全，警察又動過，真相永遠無法水落石出，很多冤案都有類似的結構性問題。邱和順案的兩個案件－陸正案擄人勒贖的錄音帶、柯洪玉蘭案裝被害人用品的黑色塑膠袋都莫名其妙不見了，而真相無法浮現的不利益最後通通歸給被告負擔，鄭性澤案如出一轍。尤伯祥認為，冤案出生時頭上的印記都一樣，開庭審判烏魯木齊，判決書寫得很像一回事。究其原因，最高法院長期以來對下級審的監督，只重視判決結果，忽略判決過程。至今最高法院都還是用改作文的方式監督下級審，法條本身或許要負點責任，但是最高法院的作風要負最大責任。

尤伯祥指出，刑事訴訟法第380條實務上幾乎沒有被使用，形同具文，有兩個理由：

一、最高法院不重視公平法院、無罪推定、正當法律程序，最高法院刑事裁判103年度台上字第3717號「一開始說刑事訴訟法依職權調查，因法官角色不明，法院跟被告對立，改採改良式當事人合議，才符合公平法院的形象，後面又說卷證併送期間，法官看到不利被告證據不能置之不理，應曉諭檢察官調查，若未曉諭，是應調查而未調查，構成調查未盡理由，沒盡到客觀性服務，訴訟程序不合法，不足以構成撤銷。」前面講法官要中立，不可跟被告對立，後面幫檢察官在打被告，自相矛盾。

二、筆錄是書記官遵照法官的指示製作，經常不能完整呈現開庭狀況，最高法院只審查筆錄，不會審查到程序違法，但就算真被律師逮到拿去上訴，最高法院的程序標準那麼寬鬆，也不認為會影響判決。徐自強案更六審法官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沒有傳被告、辯護人、檢察官，只把被害人找來開庭，就開始依職權調查。最高法院不重視開庭程序是否合法，下級審當然不會用正當法律程序，且用判決結果容易讓上級審接受。

尤伯祥談到，法國司法文學「檔案裡的虛構」書裡的結論是判決都是檔案裡的虛構，鄭性澤案就是法官根據假的自白筆錄、假的現場做出最後判決。尤伯祥認為，解決冤案結構性問題，必須調整刑事訴訟結構及刑事訴訟背後的人事結構，只在枝節上處理沒辦法解決。他指出今年再審條文有修過，結果鄭性澤案、邱和順案至今仍懸宕未決，因為法官最害怕拿到這種案件，不曉得要怎麼辦？所以想盡各種理由駁回，不要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