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默默守護環境的公務員

‧朱淑娟2009.5.12
環保署公關科長林于凱將離開環保署到美國深造。他的離開或許只是公務單位的一個人事異動，但對環保署、環境記者、甚至環保團體而言，卻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1991年我開始跑環境新聞，當時的于凱只是一個小科員，後來他歷經國會聯絡室，又回到公關科當科長。這段期間，環保署長換了6位， 滄海桑田、人事境遷，他始終認份守著這一畝田，讓環保署的公關科成為行政機關中最受媒體敬重的單位。

美好年代的結束

當時的環保記者，包括中央社的劉得蒼、中時的曹以會、自由的鍾麗華、民生報的薛荷玉、中時的林倖妃，還有聯合報的我，人人一副惡狠狠的模樣。大家在新聞上競爭，互不相讓，對環保署更從沒好臉色相向。環保記者也成為政府單位公認「最難搞的」，當時環保署公關科的辛苦可想而知。

有時遇到一些跨部會議題，其他部會官員到環保署舉行記者會，常被環保記者的潑辣、凶悍嚇到，經建會、農委會、工業局官員都曾被問到落荒而逃，還得隨扈幫忙才能匆匆閃進電梯逃走。記得有一次農委會副主委逃走前還回頭問他，「環保記者怎麼這麼凶啊。」

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美好的年代。但這些年來媒體環境改變很大，環保記者「死的死、逃的逃」，如今竟已無一人在環保線上。最後，連曾經與我們一一交過手的于凱也將離開。我之所以說「一個時代的結束」，指的就是這個。

公關不是討好媒體

政府單位常形容媒體讓他們「又愛又恨」，希望媒體多報導政績、又擔心媒體揭發不法，於是各部會都設有公關科，用意就是「好好跟媒體做關係」，「正面」新聞多一點、「負面」新聞少一點。

究竟要如何跟媒體做好關係？各部會公關科做法不盡相同，有的忙著跟記者交際應酬、有的透過記者長官向記者施壓、有的忙著給記者「編業」、還有更惡質的，故意輪流給不同記者一些「雞肋」新聞，讓記者有獨家可寫。更多的是遮遮掩掩，唯恐記者知道些什麼。

不論來軟的、來硬的，總之，公關科對記者看似熱絡，但真真假假、機關算盡，說到底總是算計多、真心少。

但于凱不一樣，他從不巴結記者，而是用交朋友的方式與記者來往。他也從不刻意隱瞞真相，只要記者願意跟他討論，他會中肯分享他的看法。有時一些他也看不慣的政策，毫不保留的批評有時還會讓我們嚇一跳。

是真心真意，贏得敬重與友誼。

記得當時我剛跑環境線不久，一腔熱血追求公平正義，窮追猛打，下筆常不留情面。有時把環保署長惹毛了，要于凱打電話給報社、甚至發存證信函。但于凱總是站在記者這邊，能擋下多少是多少，擋不住時他只好跟我說他必須照辦，先讓我知道好有個心裡準備。

當時我總納悶為何報社從沒對我說過什麼。很多年後我才輾轉知道，這些存證信函原來都還原封不動躺在他的抽屜裏。

默默幫助環保團體

民間團體常到官府去抗議，其他部會的公關多半忙著聯絡派出所、交代如何擋下這些「刁民」。但于凱的作法不一樣，他總是忙著居中協調，要警察善待抗議的人，當時中正一分局警官每次舉牌都喊不同人的名字(好讓一個人不會被唱名3次而違法)。不知大家是否覺得奇怪，警察何時變得如此愛護人民？

于凱還會空出會議室，交代茶水，讓抗議的人有休息的地方。讓抗議的人能進入官府，環保署的作法是很少見的。

記得有一次台東環盟林雲閣，為了台東美麗灣的違法開發案到環保署抗議，要求署長下來接陳情書。但因署長不在，後來于凱三催四請把主秘請來接陳情書，同時請陪同而來的綠黨秘書長潘翰聲跟雲閣協調，同意讓主秘接陳情書，才讓雲閣結束苦行般的陳情。

有時環評會開得久拖過用餐時間，依慣例只有環評委員跟機關代表有便當可吃，一旁的環保團體只能繼續餓肚子聽審查。又是于凱，實在看不下去，主動幫環保團體叫便當。有時環保團體的朋友還問我，「環保署的服務怎麼突然變這麼好。」

去年蘇花高環評審查鬧得滿城風雨，環保團體透過我希望能跟前環保署長陳重信有對話的機會，後來終於與陳重信前後有兩次深談。大家或許不知道，居中協調的人就是于凱。

回到剛剛的問題，「究竟要怎樣才能跟媒體做好關係？」由於記者感受到于凱的真心真意，所以有時在處理一些關鍵問題時會因為他而手下留情。我想于凱對於公關工作的實踐，或許值得政府深思。

欲走還留，為公務員留下典範

于凱其實跟很多公務員一樣（尤其是上了年紀的男人）很不喜歡改變，他深愛這個工作，休假時總是不經意要回辦公室轉轉，突然聽說他要離開，大家都不信。而他也是欲走還留，頻頻回首，下周二的飛機，至今辦公室還沒打包。

或許大家常覺得行政機關總是亂搞，但我要說的是，有良知的公務員真的不少。只不過人人都有難處，不足為外人道。在容許的範圍內默默付出、相互支持，江湖情義，點滴在心。

夜深人靜寫這個稿，寫著寫著不禁熱淚盈眶。我想，或許我們都應該跟于凱說聲謝謝，為那我們曾經共有的美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