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與「西藏」人相遇在台灣
PEMA DORJEE
「小陳」是我到東吳參加「公民記者工作坊」認識的學員，當我在台上報告圖博人狀況時，有一位女孩特別會提問，又帶著「與眾不同」的腔調，讓我很難不去注意她。原以為她是來自東南亞地方的僑生，出乎意料，她竟然是中國來的交換學生，正在東吳修課。
會後，我提到預計隔週會到龜山看圖博人，她上前問我能不能跟著去看看？對我而言，任何人想去關心博圖人我都很歡迎，旁邊一位台大的男同學也表示要去，於是相約下週一同前去，詳細過程已在「學生與圖博人」一文描述。
回來之後，一方面我並未在旁仔細聽他們和圖博人的對話，另一方面，我抱著極大興趣，想要觀察到底「中國人」遇上「西藏人」會擦出什麼「火花」？不過，或許藉由小陳自身的文字更能客觀表達。可惜她回學校後忙於課業，一直沒有時間把文章寫完。
上週，小陳已回到中國大陸，幾次通信，她仍不忘我們的約定要把這件事完成。今天收到她跨過台灣海峽傳過來的文章，看完之後，我心頭百感交集。
除了對圖博人的困境頗能感同身受外，文中一段「當我----一個大陸人和一個偏綠、一個偏藍的臺灣人，坐在一起吃飯、聊天和大笑時，我感到很愜意和欣慰，．．．」，應該，我是她所指「偏綠」的台灣人，但我從來不認為自己該被劃為「政治」上的綠，而是我所信仰「公義」、「正直」、「環保」．．．之類的「綠」色價值。說得極端些，所謂的「藍」、「綠」原本只是台灣社會尋找「朋友」或「敵人」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她來台灣並不長的時間裡，卻觀察到了這種現象。
雖然我也對她提到的情形感到愉快，但我擔憂她回到中國後，又能保有多少自己的「個人價值觀」？這是目前中國最缺乏也最懼怕的，當「集體」意志排山倒海壓在她身上時，我很懷疑，我們是否還能「坐在一起吃飯、聊天和大笑」？
那天下午回程的火車上，我問小陳有沒有時間和興趣去看看野草莓，畢竟事件的導因是去年陳雲林來台，結果她就像個「海綿寶寶」一樣欣然同意。一到位於捷運古亭站附近的「野空間」，我把她介紹給學生，說法是：「她是來啟蒙的！」她隨意翻閱櫃上資料，拍幾張室內擺設，我則和學生談笑起早上他們剛到總統府前抗議集遊法的修正案。
一位口音「與眾不同」的男孩靠過來，我發覺他的英文說得比中文好，原來他是在美國長大的「台裔」美國人。小陳不知何時加入我們的談話，小陳提問，男孩回答，偶而談到中國的部份，小陳會更急著去提問．．．，我在一旁興趣頗高地「觀賞」著他們的對話。
五點多我必須離開，小陳說她還想留下來繼續聊。我單獨離開野空間，路上想像著一種情景：若圖博人和野草莓們知道小陳是中國人，狀況會是如何？
跟小陳接觸兩天下來，我一直認為她是一位勇於面對，勇於自省的女孩，也許我接觸的中國人不多，但相信她會是中國改變的希望。
對了，我應該提醒小陳，是否願意再寫一篇「印象中的野草莓」？
印象中的西藏人
文：小陳
藏地緣份
對於西藏，我有種莫名的敬畏。
最初認識西藏，大概要追蹤到老爸二十年前的相冊。那時的老爸還年輕，還是軍人，跟隨成都軍區進藏駐紮過一段時間。眾多照片中有這樣一張我至今還記憶深刻---年輕的老爸和幾個戰友穿著厚實的軍大衣，在高原的草地上席地而坐，身後就是白雪皚皚的山脈，我完全被那種山高人小，天地廣袤的景象震撼了。
老爸那時去西藏還沒有鐵路，他們只能從“死亡之路”川藏公路進軍，部隊是開著軍車以龜速前進，儘管已是龜速，面對只要掉下去連屍體都找不到的深淵峽谷，大家仍然難免膽戰心驚。爸爸說，出於安全的考量，進藏的時候，一般由經驗豐富的老司機開載人的車，較為年輕的司機只開運送物資的貨車。我問老爸，在懸崖上行車會怕嗎？他說，當然會怕，不過軍隊裡，不是怕就能不做了的。老爸還講了一個在進藏路上時時可能發生的故事，那是老爸他們車的前一輛，一個不注意，就將一個輪子開出公路，還好司機及時穩住了，車子掛到了到了懸崖邊緣，整整一車人驚魂未定……聽到這裡，我倒吸一口冷氣，問，最後呢，老爸說，還好司機及有經驗，控制住了車，車上的人才得以倖免。後來，老媽也去西藏玩了一回，老媽是坐飛機去的。避免了川藏公路的噩夢。
去西藏是我多年來的夢想，卻總是因為一些原因，沒能實現。2006年，高三畢業的暑假，正在籌畫著坐新開的青藏線去西藏，卻突然聽到在西藏當兵的姐姐說“別來了，鐵路都被炸了，我們這幾天都緊急出動，搶修鐵路呢!”突然之間，我意識到，西藏之旅也許會以生命為代價。
時間流轉到2008，一個起大落的年份，3月14日，“藏獨事件”爆發，冥冥中，我越發覺得西藏離我越來越遠。今年3月14日的前息，我從臺灣給家裡打電話，爸爸抱怨，他們最近特別緊張，每天早上很早就要出動執勤，因為之前得到情報說要在重慶市區製造爆炸（這時的老爸早已從軍隊退役，現服務於公安機構）。我著實嚇一跳，一方面很擔心爸爸的安危，另一方面，從小就習慣的和平夙願被打破，情緒上難免激動和悲觀。因為從來都覺得在重慶這種本土人居多的地方，不會出現什麼種族衝突導致的恐怖事件，一想到，如果哪天坐上公車，不明不白的就犧牲了，就不免冒一生冷汗。
我接觸的西藏人
我第一次接觸到西藏人是在高中的時候，她從初中的時候就離開西藏來到重慶，就讀于坐落在重慶歌樂山腳下的西藏中學，然後高中時候分配到我們學校來的。她叫Krodha Kali，我們習慣稱它Kali。Kali長得白白淨淨的，圓圓大大的眼睛，並不像我想像中的藏人那樣黝黑的皮膚，臉上也沒有高原紅，平時她跟我們一起念書，沒有什麼覺得她有什麼特別的，唯一一次真的覺得驚訝的是一次體檢，Kali測出來的血色素比班上許多身體不錯的男生都還要高很多，老師說是因為她小時候吃了很多的生牛肉的關係。
其實那個時候，對於西藏的同學還挺羡慕的，因為覺得他們待遇很好，非但學費書費不用交，還每月補貼生活費，高考的時候，也只需要考到四百多分就可以上清華北大了，足足兩百多分的優惠，讓我們這些非少數民族的小朋友只能慨歎“生不逢地”。Kali她們是在西藏念完小學，就離開西藏到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西藏中學中念書，高中也不用參加聯考，就按照西藏中學的成績分配學校，選擇留在重慶就可以去到市屬重點中學，如果要去北京，就只能去一般中學了，拉姆選擇了留在重慶。
Kali都是乘飛機回家，而每次回家，她都從西藏帶來的他們的特產，印象深刻的有酥油茶和牛肉幹，酥油茶有股濃烈的奶味和油味，又是咸的，高熱量不說，味道也十分古怪，而西藏的牛肉幹則是生牛肉直接曬乾就成的牛肉幹，還殘留著依稀可見的血痕跡。那時，我沒敢吃，幾個同寢的同學吃了一口也沒敢吃第二口了。
另外一個認識的西藏人是大學時候，旅館系的Targi，他有黝黑的皮膚，強健的體魄，完全符合我對西藏人的想像。最多聽到Targi的名字的時候是在校運會上，萬米以上的長跑，Targi總能輕鬆獲勝，有一次五千米的比賽，Targi只拿到第二，我們開玩笑說，那是因為五千米太短了。
在臺灣的西藏人
我是在參加東吳記者工作坊的時候第一次聽到“圖博人”這個詞，其實也就是“Tibetan”的音譯。 “流亡”“西藏”“達賴喇嘛”這些字眼強烈地刺激著我的好奇心，他們是怎樣的西藏人？他們在西藏到底受到什麼樣的壓迫呢？他們為什麼會流亡？他們怎麼進入臺灣？臺灣政府對他們的態度是什麼？我都強烈地想知道。
仍有一位西藏人尚未尋得寄借地方
在公民記者大暴龍的報告中，我大致得知，他們是西藏流亡過來的難民，當初來到臺灣大都是抱著“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的態度來追求自由的，大概在二十年前，西藏人來 臺灣條件還是很好的，很快就可以拿到居留權。參雜著複雜的政治因素，最近六七年的時間裡情況就不一樣了， 他們來到臺灣，沒有身份，只能躲著生活，一方面要躲著員警過活，一方面也要打工掙錢來養活自己，但是由於他們不會寫中文字，中文也說得不好，再加上沒有身份，他們都大都只能偷偷從事一些苦力勞動，例如，在建築工地打工，餐廳做事等等，也都只是一些臨時工作。而最近臺灣的經濟形式不好，工作的機會減少了，很多臺灣人自己都找不到工作了，更不用說他們這些沒有正式身份的西藏人。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與其這樣躲下去，還不如集合大家的力量出來跟政府自首，他們想，或許通過集體的力量還能跟政府爭取權益，拿到在臺灣的合法居留權。就抱著這樣的態度，2008年8月，他們集體到自由廣場陳情，自首他們“偷渡”的罪行，當時有官員出來解決，告訴他們回家等消息，政府會幫忙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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