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碧川－－台灣「歷史運動家」 作者：邱斐顯

楊碧川    台灣「歷史運動家」 

文／邱斐顯 

只有高中學歷，出版了超過三十本以上的歷史書籍，楊碧川從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只認為自己是創造歷史的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堅信研究歷史、撰寫歷史，要從生活中去了解，他甚至以「歷史運動家」自許。

台灣歷史運動家楊碧川。（攝影：邱斐顯）

獄中經歷勝過學校知識

讀初中時，楊碧川讀了鄭學稼教授的《史大林評傳》，就對托洛茨基深感興趣，並且痛恨史大林和他的官僚集團。讀高中時，他對世界歷史和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一九七○年，讀高中的楊碧川就被國民黨政府以「蓄意顛覆政府」為由，抓到綠島去關，前後共七年。

綠島坐牢期間，他堅持不肯與獄方合作，不肯「對其他人犯打小報告」，獄方因此不給他任何看書、寫字的機會。只要楊碧川一寫東西，獄卒就把他寫的東西搶走，哪怕只是一張小紙頭，他們也不放過。

在獄中的歲月，楊碧川甚至因罹患肺病，一個人被關在獨居房約三、四年的時間。七年的獄中時光，獄方嚴格控制他們的思想，不但不讓他接觸任何書籍，連報紙也不讓他看。他除了一個人腦中思考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他身繫囹圄時，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前輩政治犯。黃華教他英文，江漢津教他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們都利用在一起的時間「口授心傳」。楊碧川因此在獄中學到許多「在一般學校裡學不到的知識與學問」。

一九七七年出獄後，只有高中學歷的楊碧川，開始靠著自修的方式，不斷努力學習英文、日文，並博覽群書。他仍醉心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以及台灣史、世界史的研究。

一九八二年，當時的台大學生李文忠，開始幫他安排到台大校內的社團去講授台灣史、世界史。他的課吸引不少台大學生。這些學生後來畢業後仍與他保持聯繫，甚至成為朋友。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十年間，楊碧川幾乎都是靠著朋友或學生的經濟支援而維生。

一九八四年六月，《新潮流》雜誌創刊，楊碧川是十八個創刊編輯委員之一。在黨外雜誌百花齊放的年代裡，社會主義的研究算是熱門的顯學。但是後來因為理念不合，楊碧川就與新潮流系的友人漸行漸遠而分道揚鑣了。

一九八七年，在綠島前輩政治犯柯旗化的鼓勵之下，開始出版他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書---《簡明台灣史》。問他，「這本書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觀點是否相近？」楊碧川答道：「我們的史觀是一樣的，我出這本書，為的是希望更多人深入了解台灣史。」

地下電台引發的思考

一九九○年起，台灣的反對運動開始從平面的文字轉往有聲的電子媒體發展。當時，由於媒體的掌控權操縱在國民黨的手中，加上人民對國民黨諸多的批判與不滿，「地下電台」就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地一個接一個成立。楊碧川在電台上「講史」成了很受歡迎的節目。

這些地下電台的經費來源有限，他常常自掏腰包來電台做節目。有些朋友因而贊助他一些經費來營生。「地下電台」當紅的年代，楊碧川的節目不但支援全台，就連錄音帶都是可以賣錢的，一捲五十元。

然而，也正因為經常在線上講史，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叩應（call-in）聽眾」，楊碧川發現，有不少基層民眾，其實沒常識、不讀書，又喜歡亂扯與雄辯。他非常感慨，他雖然學歷不高，但用心自修學問；相較之下，很多人不管學歷高不高，常常不根據事實或理論而言，就胡說八道一通。

國民黨當權的時代，「地下電台」再糟也就是電台被罰款，負責人被起訴、判刑而已。令楊碧川詫異的是，民進黨執政後，對「地下電台」的做法，竟然是釜底抽薪地對它施以「抄台」的手段。

楊碧川忿忿不平說道：「民進黨執政前，我一年的演講、出書的收入可達十萬至二十萬元，民進黨執政後，我反而沒有收入！」

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別人

楊碧川的個人著作，至少超過三十本以上。他寫過的書裡，自己最喜歡的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但他也很坦白，「這本書沒什麼人要看，除非是被指定為教科書。」

而他所寫的人物傳記如《切．格拉瓦傳》、《托洛茨基傳》、《後藤新平傳》，常是參考中文、英文、日文多國文字，並且融會貫通之後才寫的，不是逐字翻譯而來的。

看看楊碧川的著作，由此可知，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性格，非常強烈。台灣的歷史人物中，他最欽佩的是為台灣獨立而死的英雄---陳智雄。廖文毅在日本推展台灣獨立運動時，曾委派陳智雄到東南亞向台僑鼓吹台獨，國民黨政府於是千方百計將他誘捕回台。

一九六一年，國民黨因陳智雄組織「同心社」，宣揚台獨主張，將他逮捕。一九六二年，陳智雄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陳智雄被綑綁後拖出去槍決，離開押房時，還高呼「台灣獨立萬歲，萬萬歲！」臨刑前，陳智雄拒絕下跪，最後壯烈成仁。楊碧川的心中，這個徹底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雖死猶榮。

三十五年前在坐政治牢的時候，楊碧川就覺得自己像托洛茨基一樣，把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