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7日在臉書瘋傳著一部影片，一名未成年人鄭男駕駛著租賃小客車拒絕臨檢，同車上還有三位未成年乘客，遇到警方路檢甚至拒絕盤查並逆向行駛。而影片中的四位警察，將一名未成年戴姓乘客跩至地上壓制，並不斷的辱罵被壓制的戴男，不僅抓住戴男的頭髮，甚至用腳踹了少年的頭部。當附近居民大聲質問警察：「你們在幹甚麼？打小孩喔？」，其中一名員警回嗆三字經，並向住戶大喊：「他們拒檢欸。」此片上傳至網路後，立刻引起了廣大的討論，網路上批評警察執法過當，以及為警察喊冤的聲音此起彼落。
警察是否執法過當？
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的規定，這些未成年無照駕駛以及同行的人，不僅拒檢還逆向，警察就需要將他們攔停並查明身分。執業律師詹晉鑒表示，警察當場認定逃逸的人犯罪嫌疑重大，或者是客觀上有違反公共利益之虞，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是可以將他用強制力壓制或逮捕，但警察的強制力只能施展到其可以控制局面的範圍內。至於警察對乘客（戴男），做出「以腳制服」的行為，不僅有觸犯傷害罪之嫌，在執行公務時有可能會觸犯了濫權罪。
居民錄下中和分局員警執法過程。（圖片來源／截圖自臉書）
「這是非告訴乃論，刑法287條的但書。」立法委員邱顯智說明，刑法第287條規定，公務員若犯了刑法第277條的傷害罪，則是非告訴乃論。非告訴乃論是指，任何的犯罪事實被檢察官知悉後，檢察官必須偵辦。而現階段已有多位律師向新北市地檢署告發，無論結果是不起訴、起訴或緩起訴，地檢署都應該給一個交代。
工時長又雜務繁重的臺灣警察
然而當發生這種事件，無法將原因全權究責於沒有依法行政的員警，警察的勞動環境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警察與民眾比例（後簡稱警民比）過高，儼然是臺灣正在面臨的一個問題。現職員警王惀宇表示，警民比過高就代表警察必須處理的工作量更多，更會導致員警工時變長。若是因此造成員警疲倦，會使得員警在執行勤務時判斷力減弱，而有更高的機率誤判情勢或導致情緒管理出現問題。
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新北市為六都中警民比最高的城市。（圖片來源／楊詠嵐製）資料來源：警政統計查詢網、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原為警民比最高的桃園市，在去年編列了10億預算，擴增了將近千名員警的數量，警民比因此變得比新北市低。立委邱顯智在立法院質詢時，指出新北市的分局警民比過高，像是三峽分局北大派出所竟高達1比2513。內政部長徐國勇在備詢時則回應，「我們也藉這個機會，拜託各位首長寬列一下預算。」
增加經費之前，還能如何解決？
預算畢竟無法無限上綱，在有限的經費之下，除了增加警力降低警民比外，是否有其它方法能夠降低平均每個員警的工作量？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常務理事蕭仁豪指出，警察的工作量並非和警民比高是絕對相關的，有時候是因為警察必須處理太多雜務，才會導致工作量過高。蕭仁豪舉例，過往就發生過，風災後上級擔心有心人士哄抬物價，便派員警去菜市場查菜價。另外，在天氣轉涼的時候，警察也必須負責「防寒工作」，關懷社區內年長的人，而並非由社會局或是鄉、里長負責。「這些工作有它的道理，但是全部推來警察局的結果就是無法負荷。」
除此之外，績效要求也是增加基層員警工作量的原因之一。蕭仁豪舉例，因為績效的制度，各派出所會開始比較自己的轄區內提款熱點多不多。像是台東市的警察局，就會在原本警察巡邏的路線之外，再設立一個針對ATM的巡邏。但是台北市的ATM本來就比台東市多，雖然增加了這樣的巡邏路線，台東的提款熱點也無法多於台北市，因此績效分數也不會更好看。「這就是一個典型的警察給自己的工作，甚至還沒有甚麼效果。」
績效制度衍伸出的問題
邱顯智表示，未來不管是提出修法，或者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會再提出不要在刑案以及交通案件上，以績效的方式綁架基層員警。邱顯智和蕭仁豪都指出，績效制度會讓有些員警傾向使用違法方法調查，甚至捏造刑案證據。「最常見的是警察盤查，警察以合理懷疑為理由就可以對民眾盤查。」蕭仁豪認為，績效要求高，警察為了達到上級所制定的績效標準，而去不斷地增加盤查數量。而不斷增加盤查數量的背後，很可能就導致員警變得不那麼在乎法律的限制。而長官看到大家都能達到標準，就會再將標準提高，這樣的惡性循環不僅讓基層員警吃不消，更是會間接地破壞國家的法治。
對此，蕭仁豪認為績效制度最大的問題在於，制定者只有警政署自己的人，缺乏學者專家以及基層員警的聲音。完美的績效制度並不存在，績效應當是交由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互相協調，以避免出現上級有時提出不切實際數字的情形。而警察也因此會做出「拆案移送」的行為，有時候一個人會有多起犯罪的行為，這些行為理當可以做成一案移送，員警卻為了讓數字的呈現上更為好看，故意拆成多案處理，也因此造成後續檢察官的困擾。
然而，現職員警王惀宇指出，績效制度是警察考績制度的重要依據，它綁住了警察的人事制度，許多行政計畫的獎勵也是以績效做為核分與敘獎的依據。若是未來要修正績效制度，傾聽第一線員警的聲音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警政改革，還需要做甚麼？
邱顯智在臉書上表示，先前邱辦曾要求警政署交出現場員警執勤攜帶的密錄器，警政署卻說明，當場因為事發突然，四位執勤員警皆未開啟密錄器。對此邱顯智受訪時表示，臺灣目前沒有強制開密錄器的規定，這是未來警政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們覺得他（警察）明明有開，他（警察）卻可以說他沒有開密錄器。」如此一來會導致現場的人員各說各話，但卻沒有辦法做進一步的驗證，儼然成了羅生門。
對此，王惀宇說到，不管是員警使用密錄器，抑或是民眾錄影，都可以有效的去約束雙方的行為。錄影不僅可以提醒員警注意執法的界線，也能讓民眾注意到自己的行為正在被記錄、觀察。這種相互的影響，在相關的研究中也被證實能夠降低警民的衝突。
在法治國家中，警察必須遵循著法律執法，若是有執法過當的情形的確應當被譴責。但在這樣的事件背後，我們也可以窺見工作環境的困境與文化，是如何去影響基層的員警，甚至造成這些事情不斷的惡性循環。抨擊警察違法的法律工作者並非如同網路上的批評，高高在上而忽視了第一線員警的辛勞，而是因為若是隱忍警察違法的行為，會使得國家的法治基礎被動搖。未來立法人員和警界高層如何階段性地修改警察的勞動條件，勢必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政議題。
記者：楊詠嵐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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