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學者：暖化有直接證據

二十年前為暖化作證
　韓森最著名的「功績」即是1988年於美國國會作證，首次公開指出全球暖化現象確實存在，且證據皆指向人類活動為暖化主要原因，也因此有人稱韓森為暖化學之祖 (Grandfather of Global Warming)。但他於演講時提到，在那兩年出席聽證會後，他發現他只想專注於科學研究，而不想成為公眾焦點，因此後來的15年，他在公眾議題上保持沉默。直到2004年，他認為美國政府在暖化議題上完全沒有貢獻，因此決定重出江湖，盡量客觀地以科學家的身分，填補科學與政策間的空缺地帶。而他認為這點十分重要，因為如果科學家不挺身而出，這空白地帶會被特殊利益團體(如石化燃料業)所占據。

　韓森在演說中利用許多氣候學上的科學證據佐證，全球暖化的確是人為造成的。一般大眾最常接觸的說法，是指工業革命之後溫室氣體濃度增加，與溫度上升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但韓森利用海洋熱質、淨輻射強度不平衡等直接證據說明，目前的暖化並非自然現象，且暖化速率異常急遽。然而在演講過程中，筆者發現這些嚴謹的科學證據，不但艱深，也很難引起一般大眾興趣。即使筆者曾在研究所修過一學期的氣候學，也才稍稍能理解點皮毛，更遑論對一般大眾，這些觀念是多麼的費解。

徵碳稅比碳交易有效
　韓森指出，目前關於氣候變遷的論述與事實間存有很大的鴻溝。各國政要在政治宣示上都說的冠冕堂皇，但實際(或願意)付出的努力卻很少。而且他認為，哥本哈根會議跟京都議定書都犯了同樣的錯誤，也就是寄望於無用的碳交易、碳補償等計劃，而沒有新的解決方案。過去的例子已經證明，碳交易對減碳起不了作用。

　韓森在演講中，提到三個他認為實際可行的解決方案，其實這三個方案都與制定碳價有關。第一個就是提高碳價，讓化石燃料不再最便宜的能源。再者，制定有效的規範，並發展科技；而訂定碳價對這兩者都可提供良好誘因。

　他特別強調，所有類型的化石燃料都應增收碳價，不可有漏網之魚；並且不應允許碳補償 (offset)計畫，那只是圖利金融業的無用計畫。他也提出一套有趣的想法，他認為政府是很糟糕的投資者，因此繳收的碳稅應發還到每個國民的口袋裡，以避免錢流進大企業的私囊中。也只有這樣，民眾才會支持碳稅的概念。他認為全球性的「總量管制及交易」制度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例如中、印等國絕不會同意，因此碳稅才是可行的辦法。一來實施國內碳稅，二來可針對其他沒有制定碳稅的國家收取邊境稅（border tax）。

國際政治被既得利益綁架
　韓森認為目前各國政府都被化石燃料企業掌控，特別是在華盛頓，有錢才是老大。而當面對世代間的正義時，美國原住民或是多數的宗教文化都蘊含著對未來世代的負責，只有當前的政府，永遠「隨他們高興選擇減量基準年和減量目標」，而完全不考慮未來世代的福祉。

　而針對過去幾個月來，氣候變遷學界產生的紛擾、與質疑暖化論者間的辯論等議題，韓森顯得有些怒氣。他譴責媒體應為這些事件背負責任。他表示，在1970年代，如果有對科學研究的質疑，媒體都會打電話詢問該領域最具聲望的學者，以釐清真相。而現在的記者，卻不加以分析，而把所有的理論、辯論都給予相同份量的報導，渲染了似是而非的觀念。

氣候政策不能只仰賴科學家
　從他的演說中，可以觀察出韓森具正義感且很嚴謹的科學家，他不吝於表達與大眾不同的意見，且十分篤信自身的科學素養。這樣的科學家的確少見也值得敬佩。然而，擬定氣候政策不是只需依賴這些科學家即可，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在整體政策形塑的過程中，是不是有其他政治、社會或文化面向容易被這種「科技、專業」主導的思維所掩蓋？

　舉例來說，韓森認為美國應大力發展第四代核能，並應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核能安全負責，為他們提供技術與訓練等。這樣的言論其實凸顯了韓森身為「美國」「科學家」的盲點。先不提核能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面向的衝擊，就政治性來說，核能極度敏感，因此許多國家在主權與國防的考量下，很可能不會同意讓美國主導核能技術。

　這樣的政治考量也許科學家認為不重要，但在現實操作上卻很實際。就環境政策而言，我們的社會的確需要像韓森這樣負使命感的自然科學家，但更需要的也許是同樣負使命感，同時又能銜接科學與政策間鴻溝的人文、社會學者。

關於作者

王茹涵，曾在3個國家求學，4個國家定居，獨行12國，足跡遍布18國108個城市。喜愛自然生態，更愛致力追求人與環境的和諧。耶魯大學森林暨環境學院學成後，曾回國任職於工研院能環所，目前就讀於雪梨大學地理所博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