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就醫前，必須先見法官

強制就醫前，必須先見法官--談修補精神衛生法強制就醫的違憲問題

撰文／公民人權協會調查研究小組

關於強制就醫問題，今年，精神衛生法的修法終於被認真對待，強制住院改由法官裁定，至少衛福部送進行政院討論的草案，是這麼說。果真此次院期內，立法院能三讀通過，那真是台灣精障人權大進步。

為什麼強制就醫是個問題？

因為，第一，它違反憲法。第二，它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牴觸。第三，它真的造成了寃假錯案，侵害人權。

為何一個人可以被精神科抓走？根據我國《精神衛生法》規定，強制住院治療是經精神專科醫師診斷為「嚴重病人」（註1），且有傷害他人、自己或有傷害「的可能性」，需住院治療。但病人拒絕時，由兩位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並由「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審查會」，判定是否要強制住院治療。

但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第8條第1款說：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而第8條第4款說：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

醫院不是司法或警察機關，強制住院，一住可能就是五到六十天不等。這限制了人身自由。因此，精神衛生法違憲是眾所周知，甚至還曾被當成司法考試的題目。妥妥一個違憲坑。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註2）第14條第1（b）點：「任何對自由之剝奪均須符合法律規定，且於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它明文禁止以「身心障礙」為理由，而剝奪人身自由。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說的很明白，強制住院該被禁止。這些規定，透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已經成為國內法，而且，針對法規牴觸公約的情形，施行法第10條第2項說得很清楚：「應優先適用公約之規定」。

所以《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相關條文，跟《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妥妥的也牴觸。

寃假錯案　濫診誤診

解釋完冰冷的法條。另一面向，爆發烈火般憤怒的，是真實發生強制住院而破壞正常人過日子的「寃假錯案」。有些精神科醫生用意見推測而濫診誤診，可能形成比司法機關更高比例的冤假錯案。

2006年4月29日，政大大四學生蘇敏哲被父母親下藥，送往從未就診的新光醫院強制住院治療。蘇生在那年三月出櫃，並因創業債務問題引發家庭糾紛，父子互告可能是導火線。住院56天後，蘇生自行去台大醫院及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進行鑑定，得到兩家醫院證明，並沒有明顯精神症狀。（註3）

2011年11月11日，台東某專科學校邱姓女學生在校慶活動上，自稱遭到教職員騷擾，坐在表演台抗議。警消據報「有人要跳樓」，將她強制架走，送進榮民醫院勝利院區精神病房隔離。 師生們對此難以接受，表示一公尺高的表演台樓梯，跳什麼樓啊？由於邱同學沒有病史，事發時也沒有傷人或自殘的行為，卻被五花大綁押走。（註4）

2016年8月12日，高雄老字號食品大廠董娘郭瓊薇，年初與丈夫張章龍為兩千萬元土地對簿公堂，凌晨在睡夢中被丈夫通報警消稱她有精神病，帶警消闖入臥室將她綁送屏東佑青醫院拘禁三天，郭父出面協調醫院才放人。（註5）

2019年9月23日，身家四百億的三發地產集團董事長鍾俊榮，被妻兒以「精神有狀況」為由強制送醫，鍾俊榮被關在松德院區10天後，才由立委趙天麟協助脫困，鍾俊榮指控，負責財務的妻子，跟兒子聯手栽贓他身心狀況不穩定。（註6）

從媒體報導看來，能開記者會，並且和記者侃侃而談，實在沒有達到精神衛生法定義的嚴重病人狀態，「脫離現實，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然而，根據精神衛生法第41條（註7），「嚴重病人」才是強制住院的先決條件。所以這些「非」嚴重病人卻被「強制住院」，是住辛酸的？

中華公民人權協會也接受到多位受害者被濫診，送強制住院的通報。這些受害者的憤慨可以理解。送院之前，有些人跟父母起爭執，有些人與鄰居有口角，他們之前沒有任何精神病歷，就這樣被送進醫院。由於家庭紛爭而導致送強制住院的事件，更可以用光怪陸離形容。企業家在越南有小三，回國處理公司事宜，被原配和成年的兒子設局送醫；媽媽為了要領保險金，要孩子去「住院一下」，孩子拒絶配合，救護車就喔伊喔伊的來了；還有女兒要嫁窮小子，父母就把女兒先送醫與男友「隔離」。這些情況如果不是受害者提供資料，大概連八點檔編劇也想不出來，戲劇張力十足，並且荒謬。

比八點檔更刺激的強制住院

投訴的受害者，當初可能鬧事，惹麻煩，暴走。但清一色全送入精神病房，實在匪夷所思。好像只要有自傷傷人之虞，過去有沒有病史，或者是不是與現實脫節的嚴重病人，已不重要。有傷人之虞，也可能涉及傷害罪預備犯的違法可能。然而家人或父母若不願意孩子給警察帶走，轉個念，選擇送精神科病房。但這種「人之常情」發生時，有些精神科醫生卻願意收案。難道是因為，反正診斷也不需要任何生化檢測，客觀數據？

盧博熙說：「第一次送精神病院，理由竟然是為了解決家庭不和的問題。當年我二十歲。」曾被關在精神病房長達十八年的盧博熙，自願用本名提供公民人權協會CCHR資料。研究法律十年，終於找到機會按鈴控告玉里醫院妨害自由。當年他被送進精神科，只因年輕氣盛，會與父親起衝突，親戚建議送精神病院，解決家庭不和。

吳志強先生大學畢業備考中醫時，一次父母誤會他幹了壞事，情緒暴走，表演跳車，然後父母撥打119，喔伊喔伊救護車就來，然後醫生跟父母聊了一下，便架手抬腳，綁上救護車擔架，送他去住院，從此開始他兩年的精神病房生活。

強制治療的行動，整個陣仗很像拍動作大片，一組人馬熟練的分工合作，四五個人把對象四肢壓制，綁住。對於生活平淡的市井小民來說，自己成為反恐大隊制伏的對象，這種經驗往往令人震驚。原本期待治療心理創傷的「醫療團隊」，反而製造了心理創傷事件。

現行的精神衛生法顯然限制了被強制住院者的救濟途徑。憲法第16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被羈押在看守所裡的人，還可以每天寫一張申請停止羈押聲請書狀。但是一旦關入精神病院，可沒有暢通有保障的救濟途徑。筆電，手機，原子筆都被收走，使用公用電話必須等時段，排隊。精神科受害者盧博熙先生說，他曾經試圖打電話給警察局，護理人員輕易就可以把電話掛斷，在精神病房，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為何一個人可以被精神科抓走？根據我國《精神衛生法》規定，強制住院治療是經精神專科醫師診斷為「嚴重病人」（註1），且有傷害他人、自己或有傷害「的可能性」，需住院治療。但病人拒絕時，由兩位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並由「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審查會」，判定是否要強制住院治療。

但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第8條第1款說：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而第8條第4款說：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

醫院不是司法或警察機關，強制住院，一住可能就是五到六十天不等。這限制了人身自由。因此，精神衛生法違憲是眾所周知，甚至還曾被當成司法考試的題目。妥妥一個違憲坑。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註2）第14條第1（b）點：「任何對自由之剝奪均須符合法律規定，且於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它明文禁止以「身心障礙」為理由，而剝奪人身自由。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說的很明白，強制住院該被禁止。這些規定，透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已經成為國內法，而且，針對法規牴觸公約的情形，施行法第10條第2項說得很清楚：「應優先適用公約之規定」。

所以《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相關條文，跟《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妥妥的也牴觸。

寃假錯案　濫診誤診

解釋完冰冷的法條。另一面向，爆發烈火般憤怒的，是真實發生強制住院而破壞正常人過日子的「寃假錯案」。有些精神科醫生用意見推測而濫診誤診，可能形成比司法機關更高比例的冤假錯案。

2006年4月29日，政大大四學生蘇敏哲被父母親下藥，送往從未就診的新光醫院強制住院治療。蘇生在那年三月出櫃，並因創業債務問題引發家庭糾紛，父子互告可能是導火線。住院56天後，蘇生自行去台大醫院及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進行鑑定，得到兩家醫院證明，並沒有明顯精神症狀。（註3）

2011年11月11日，台東某專科學校邱姓女學生在校慶活動上，自稱遭到教職員騷擾，坐在表演台抗議。警消據報「有人要跳樓」，將她強制架走，送進榮民醫院勝利院區精神病房隔離。 師生們對此難以接受，表示一公尺高的表演台樓梯，跳什麼樓啊？由於邱同學沒有病史，事發時也沒有傷人或自殘的行為，卻被五花大綁押走。（註4）

2016年8月12日，高雄老字號食品大廠董娘郭瓊薇，年初與丈夫張章龍為兩千萬元土地對簿公堂，凌晨在睡夢中被丈夫通報警消稱她有精神病，帶警消闖入臥室將她綁送屏東佑青醫院拘禁三天，郭父出面協調醫院才放人。（註5）

2019年9月23日，身家四百億的三發地產集團董事長鍾俊榮，被妻兒以「精神有狀況」為由強制送醫，鍾俊榮被關在松德院區10天後，才由立委趙天麟協助脫困，鍾俊榮指控，負責財務的妻子，跟兒子聯手栽贓他身心狀況不穩定。（註6）

從媒體報導看來，能開記者會，並且和記者侃侃而談，實在沒有達到精神衛生法定義的嚴重病人狀態，「脫離現實，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然而，根據精神衛生法第41條（註7），「嚴重病人」才是強制住院的先決條件。所以這些「非」嚴重病人卻被「強制住院」，是住辛酸的？

中華公民人權協會也接受到多位受害者被濫診，送強制住院的通報。這些受害者的憤慨可以理解。送院之前，有些人跟父母起爭執，有些人與鄰居有口角，他們之前沒有任何精神病歷，就這樣被送進醫院。由於家庭紛爭而導致送強制住院的事件，更可以用光怪陸離形容。企業家在越南有小三，回國處理公司事宜，被原配和成年的兒子設局送醫；媽媽為了要領保險金，要孩子去「住院一下」，孩子拒絶配合，救護車就喔伊喔伊的來了；還有女兒要嫁窮小子，父母就把女兒先送醫與男友「隔離」。這些情況如果不是受害者提供資料，大概連八點檔編劇也想不出來，戲劇張力十足，並且荒謬。

比八點檔更刺激的強制住院

投訴的受害者，當初可能鬧事，惹麻煩，暴走。但清一色全送入精神病房，實在匪夷所思。好像只要有自傷傷人之虞，過去有沒有病史，或者是不是與現實脫節的嚴重病人，已不重要。有傷人之虞，也可能涉及傷害罪預備犯的違法可能。然而家人或父母若不願意孩子給警察帶走，轉個念，選擇送精神科病房。但這種「人之常情」發生時，有些精神科醫生卻願意收案。難道是因為，反正診斷也不需要任何生化檢測，客觀數據？

盧博熙說：「第一次送精神病院，理由竟然是為了解決家庭不和的問題。當年我二十歲。」曾被關在精神病房長達十八年的盧博熙，自願用本名提供公民人權協會CCHR資料。研究法律十年，終於找到機會按鈴控告玉里醫院妨害自由。當年他被送進精神科，只因年輕氣盛，會與父親起衝突，親戚建議送精神病院，解決家庭不和。

吳志強先生大學畢業備考中醫時，一次父母誤會他幹了壞事，情緒暴走，表演跳車，然後父母撥打119，喔伊喔伊救護車就來，然後醫生跟父母聊了一下，便架手抬腳，綁上救護車擔架，送他去住院，從此開始他兩年的精神病房生活。

強制治療的行動，整個陣仗很像拍動作大片，一組人馬熟練的分工合作，四五個人把對象四肢壓制，綁住。對於生活平淡的市井小民來說，自己成為反恐大隊制伏的對象，這種經驗往往令人震驚。原本期待治療心理創傷的「醫療團隊」，反而製造了心理創傷事件。

現行的精神衛生法顯然限制了被強制住院者的救濟途徑。憲法第16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被羈押在看守所裡的人，還可以每天寫一張申請停止羈押聲請書狀。但是一旦關入精神病院，可沒有暢通有保障的救濟途徑。筆電，手機，原子筆都被收走，使用公用電話必須等時段，排隊。精神科受害者盧博熙先生說，他曾經試圖打電話給警察局，護理人員輕易就可以把電話掛斷，在精神病房，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被迫入院並非全然屬於醫療事件

社會、行政機關甚至法律界，都寧可「相信」一個受過妥善教育的醫生，應該是最能釐清病人情況。可惜總有事與願違的時候。雖然有人可能辯解上述案例為「小概率事件」，但誤診濫診的發生，摧毀的是一個人的生活、名譽、未來，和人身自由，茲事體大。著名的羅森漢實驗（Rosenhan Experiment），又稱「假病人實驗」告訴我們，偽裝成精神病人到底有多簡單。羅森漢送了8個正常人去看精神科，都被當成思覺失調而送進精神病院。他把實驗結果公布後，精神病院不服，聲稱接下來的三個月，會挑出羅森漢送來的假病人。結果精神病院挑出了41名假病人，問題是羅森漢半個人都沒有送過去。（註8）

現行的精神衛生法，往社會安全價值傾斜的後果，就極有可能犧牲精神障礙者甚至一般人的人權，包括憲法第8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註9），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CRPD）第14條（註2）所保障的人身自由權，將蕩然無存。

我國把多項聯合國的國際公約內化為國家法律，並且邀請國際專家擔任審查委員。有國際審查委員曾在2017年1月，針對我國的精神衛生法提出建議，他們指出，台灣曾發生「被迫入院的精神病患並非全然屬醫療事件」，有精衛法遭濫用的情況。當時國際專家便建議政府應該修訂強迫就醫程序，確保被限制自由的民眾，能在強制就醫前，立即獲得公平的行政和司法審理。平心而論，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的這類措施，在本質上帶有歧視，並且已經構成「任意剝奪人身自由」。在實務上，強制住院稱「治療病人」，醫療機構卻也是利害關係人，不論有沒有濫診誤診之虞，難免讓人有私心、利己的疑慮。

任何形式的人身自由之剝奪，包括以醫療為目的的強制住院決定，都不能脫離「法官保留原則」的拘束，及對人身自由最基本的保護。過去的精神衛生法不應該讓兩個精神科醫生，或強制住院審查會這些非司法機關的個人或團體，做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決定，讓「強制住院」的決定回歸司法裁判，才是正途。在2021年底的今天，喜見精神衛生法在立法違憲多年之後，終於朝向修法之路。

社會、行政機關甚至法律界，都寧可「相信」一個受過妥善教育的醫生，應該是最能釐清病人情況。可惜總有事與願違的時候。雖然有人可能辯解上述案例為「小概率事件」，但誤診濫診的發生，摧毀的是一個人的生活、名譽、未來，和人身自由，茲事體大。著名的羅森漢實驗（Rosenhan Experiment），又稱「假病人實驗」告訴我們，偽裝成精神病人到底有多簡單。羅森漢送了8個正常人去看精神科，都被當成思覺失調而送進精神病院。他把實驗結果公布後，精神病院不服，聲稱接下來的三個月，會挑出羅森漢送來的假病人。結果精神病院挑出了41名假病人，問題是羅森漢半個人都沒有送過去。（註8）

現行的精神衛生法，往社會安全價值傾斜的後果，就極有可能犧牲精神障礙者甚至一般人的人權，包括憲法第8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註9），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CRPD）第14條（註2）所保障的人身自由權，將蕩然無存。

我國把多項聯合國的國際公約內化為國家法律，並且邀請國際專家擔任審查委員。有國際審查委員曾在2017年1月，針對我國的精神衛生法提出建議，他們指出，台灣曾發生「被迫入院的精神病患並非全然屬醫療事件」，有精衛法遭濫用的情況。當時國際專家便建議政府應該修訂強迫就醫程序，確保被限制自由的民眾，能在強制就醫前，立即獲得公平的行政和司法審理。平心而論，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的這類措施，在本質上帶有歧視，並且已經構成「任意剝奪人身自由」。在實務上，強制住院稱「治療病人」，醫療機構卻也是利害關係人，不論有沒有濫診誤診之虞，難免讓人有私心、利己的疑慮。

任何形式的人身自由之剝奪，包括以醫療為目的的強制住院決定，都不能脫離「法官保留原則」的拘束，及對人身自由最基本的保護。過去的精神衛生法不應該讓兩個精神科醫生，或強制住院審查會這些非司法機關的個人或團體，做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決定，讓「強制住院」的決定回歸司法裁判，才是正途。在2021年底的今天，喜見精神衛生法在立法違憲多年之後，終於朝向修法之路。

（註1）「嚴重病人」定義：

來自精神衛生法第3條：四、嚴重病人：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註2）《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4 條  人身自由與安全

  1.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

    （a）享有人身自由及安全之權利；

    （b）不被非法或任意剝奪自由，任何對自由之剝奪均須符合法律規定，且於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

  2.締約國應確保，於任何過程中被剝奪自由之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權獲得國際人權法規定之保障，並應享有符合本公約宗旨及原則之待遇，包括提供合理之對待。

（註3）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060717/G3WOYWZMFUTO2LZO5JYE3NJHJM/

（註4）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1758123

（註5）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60923/M4E5EEP3AV2Z24PUQE265TPWJE/

（註6）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87678

（註7）《精神衛生法》第 41 條

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

前項強制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

（註8）David L. Rosenhan, 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41117175255/http://web.cocc.edu/lminoreva...

（註9）《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       

1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