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能有更好的選擇嗎？」改變少年的關鍵，在哪裡？／更生少年心聲（下）
首圖，示意圖／取自法務部臺北少觀所 fb 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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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引起社會嘩然。輿論沸騰下，再度揭開社會安全網、死刑存廢、校園霸凌與《少年事件處理法》（少事法）過度保護未成年犯的疑慮和爭議，並有民間團體預計發起連署和遊行。 《多多益善》長年追蹤觸法少年安置與輔導議題，關注兒少主體發聲。在新北國中命案發生後約一週，2 名曾遁入幫派、受過少年司法矯正的更生青少年（現為大學生）莫莫尼和阿富，傳訊息給多多，希望分享一些想法。 以下是這場深夜時分的線上對話記錄。因內容豐富，我們只做最低限度的整理，再經過他們反覆確認後刊出，包括他們最後決定使用的名字，亦經過多次討論。 他們也在刊出前，增補了下方序言。期望大眾理解觸法青少年的文化環境與輔導矯正機制，特別是關於少事法存廢的爭議，也談及更生青少年如何復歸社會。 本系列共 3 篇，各篇重點包括—— 上篇：青少年次文化中的權力、認同與社會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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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北國中命案發生後，我們私下有諸多討論，從案件本身到其衍生的相關議題。 我們並沒有要對事件本身進行論述，也不是要因為自己如今已經改過，而想為過去犯下的錯辯護。我們都是曾經造成傷害的人，我們也很希望這類事件能夠不要再發生，無論是加害者或是受害者，都會在往後非常長的時間裡，面對、背負著這些負面的情緒與記憶。 在新北國中命案後，有關《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諸多討論，我們想表達感謝、擔心與期待： 感謝：因為有少事法與其相關系統配套及體制的存在，我們才有機會得以改變、重新為自己的人生定向，也才有如今的我們，並期望未來能貢獻社會。 擔心：如果這些對於少年的保護與相關配套不在的話，那些與我們相仿、有機會重生的少年們，很可能從此被漏接。 期待：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少年被保護的意義，這些法律與體制存在的需要。我們也認為少事法還不夠好，但期待在社會大眾的理解下，讓這些體制與配套能夠更加完善，從根本去處理社會問題背後的爭議，而不是直接解決引發問題的對象。 我們兩個是少數成功改變的案例，雖然僅少數，但也因為我們的存在而印證了改變是有可能的、少年是可教化的。 於是我們主動聯繫上了過往合作過的公益媒體《多多益善》，在主流媒體與輿論聲量一面倒的時候，希望能做些什麼，讓社會大眾能夠用不同的觀點來看待少年社會事件的發生。 我們在線上對談的過程中，闡述了我們對於事件發生與相關議題衍生的看法，並由多多益善記者葉靜倫如實記錄並彙整，產生了以下的文字。 礙於我們自身身分與背景，論述不免仍出於我們的視角；然而也因為我們的視角不同，期待能帶給讀者不同的觀點，來看待類似事件背後的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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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更生少年莫莫尼 & 阿富 口述；多多益善記者葉靜倫 對談與編整
提問：上一篇談到許多對你們來說，沒有作用的輔導，因為整個少年司法處遇（輔導計畫）過程中充斥著矯正背景、非輔導專業的人。
但就我所知，你們如今能穩定生活、就學就業，也是因為過去遇到了難得的輔導人員，深深影響了自己。你們是在什麼情況下遇到他們，讓你們想念大學、走不同的路？
莫莫尼：大概是我第一次被關、進了少輔院（註 1）之後。首先是被抽離了原本的生活環境，我又是比較喜歡想事情的人，所以在裡面想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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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臺灣少事法誕生，將重刑少年犯以刑法處分，其餘較輕犯則以訓誡、保護管束或感化教育處分。其中，感化教育需要進當時的少年輔育院（少輔院）進行再教育，最長不得超過 3 年。 少輔院的設立，原本希望針對觸法少年再教育，實際上多由非教育專業的教導員和警衛隊（類似成人監獄的教誨師和管理員）進行軍事化管教；院內授課則和外部公立高中職合作，由一般教師進少輔院上課，輔以技職、專長培訓。外部教師對院內管理並沒有職權可介入，院內也極度欠缺輔導資源。 2013 年桃園少輔院爆發買姓少年受虐致死案、2014 年彰化少輔院發生暴力鎮壓與凌虐事件，2 案皆遭監察院介入調查，隔年彈劾失職院方共４人。2019 年桃少輔和彰少輔分別轉型，並於 2021 年改制為如今的敦品中學和勵志中學，成為臺灣繼誠正中學、明陽中學之後，第 3、第 4 所矯正學校，少輔院正式走入歷史。 敦品中學和勵志中學如今就和誠正中學一般，主要收容較輕罪的少年犯；明陽中學則主要執行有期徒刑、收容重刑少年犯。 較輕犯定義：所犯本刑最輕 5 年以下，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裁定為期 3 年的感化教育；重刑犯定義：所犯本刑最輕 5 年以上，依少事法移送「地檢署」起訴後，由少年「刑事庭」依《刑法》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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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高中時就已經覺得很無望、對未來沒有想像，我想這是一個種子。後來我在少觀所（註 2）時，剛好有個社會局的派案社工來訪視，那時候也有聊到興趣和喜歡做的事，他說我有助人的特質；
再後來進了少輔院，因為一個機緣被轉介輔導，我遇到一個好老師，在整個過程中真的有被照顧、被接住、被療癒到，因此受到很大的感動。後來我們開始討論生涯規畫時，就開始對自己有一個期許，希望有一天，能成為像他一樣的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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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成人嫌犯的看守所。12-18 歲的少年觸法後，可由法官裁定前往少年觀護所暫時收容，在那裡等待案件調查與審理。收容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2 個月，或在期滿前由少年法院延長最多 1 次，但不得超過 1 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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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我覺得自己還能讀書，所以比較能開始具體的規畫要怎麼考試、念大學。當然不是每個少年都像我們一樣，有辦法回過頭來念書。但有些少年在受過輔導處遇後，雖然沒有回到校園，還是會選擇用一些比較正當的方式過日子，例如去做房仲、做保險、做業務賣車等。
阿富：我覺得個案少年身邊存在什麼樣的助人工作者，對少年的影響真的滿大的。像莫莫尼是因為輔導老師，我是因為遇到一個社工，讓我也想成為跟她一樣的社工。
讓我很有感觸的是，我 18 歲生日時，剛開完一個生日毒趴，回到家要休息，身體還處在很亢奮的毒品作用狀態。這個社工卻突然拿著蛋糕出現，說要幫我過生日！其實那時候，對吸毒的人來說，那種剛吸完毒的狀況只能跟有吸毒的朋友分享，但我卻能讓她知道，不需要去擔心或提防，因為她壓根就沒想過要把我抓去關。
另外就是爸媽吧。他們有開始意識到我逐漸在失控，有好好的坐下來嘗試解決我的問題。雖然他們不是專業領域的人、提不出什麼具體的建議或方法，但我有看到他們的這個念頭，讓我覺得他們也有想變好，那我就想，自己能不能也試著跟他們一起變好？
示意圖／赵赵 李 @ flickr, CC BY-NC-ND 2.0
第三個原因，講白了就是怕被關。成年之後，有一次我因為毒品案，要到地檢、法院開庭，那次有被檢察官嚇到。因為開庭的環境和後續司法上的處遇，都跟少年時完全不一樣，我真的是充分意識到自己「長大了」，現在是個「成年犯」了。
後來我就搬離臺北、離開原本的生活圈，一邊等待判決結果，一邊想自己以後可以幹嘛。在那之前我都以為，自己這輩子只能當兄弟啦，不會有其他路可走。但當這一案進到判決過程時，我不得不開始思考，以後是不是要繼續過這種生活。
後來社工在結案後也一直跟我聯絡，跟我討論將來能幹嘛。那時候我做兄弟也做得滿累的，身邊也有些朋友被打死，或吸毒過量死掉，跑的跑、關的關，生活圈一塌糊塗，看不到一個正常人，唯一能討論（未來）的只有社工。
在我們圈子裡，因為我算是第一個接觸幫派的。其他朋友很多做詐騙的、吸毒的，都是我教的；我對他們這樣來來去去、進進出出（監獄）有很強烈的愧疚感。那時候社工說，如果我想試著改變這一切，甚至改變社會，可以試著去做助人工作。我想想自己的經歷或許也可以拿出來做個教材或見證，就開始準備去報考大學（社工系）。
提問：進了大學之後，會需要或想要跟過去的自己切割、隱姓埋名嗎？
阿富：原本的確有想和過去的自己切割，隱藏自己之前做的事。但我後來接受媒體採訪，那時候沒想太多、也沒要求要去識別化（遮臉、匿名），就被大家知道了。之後就這樣自然而然，帶著故事做些學習，大家好像也沒說什麼，頂多就是好奇或驚訝。
不過新北國中事件後，看了一些網路輿論和風向，就會去想像，當這些好奇和驚訝變成他們所認為的正義和攻擊時，我會面臨什麼狀態和批評？老實說真的會很怕，不太敢再讓人知道。
莫莫尼：我剛考上大學時，運氣滿好，班上的氛圍超好，沒什麼小圈圈，可以跟不同群體打成一片。我一方面很感動自己能經歷這些、重新開始生活、交到朋友，即使身上有一些刺青，也沒有誰對我有偏見，大多只是好奇。那時候會跟身邊信任的人揭露過去，希望別人能認識完整的我，也希望得到一些認同和肯定。
但後來，我因為第二條案件判決下來了，要去服刑，所以休學了一段時間。休學前有跟幾個人說，但 3 年後出獄卻發現，事情被傳得有點變樣，在我復學前就變得沸沸揚揚。所以我後來就決定不再（用本名）談自己的過去和背景了。
新北國中這件事發生後，我更慶幸自己沒再去（在系上）說這些事。否則在我們這個科系，我又有修教育學程，一定會討論這些事。我實在沒辦法想像大家在討論的時候，投注在我身上的眼光。
你根本沒辦法確定環境友不友善，就算整體看起來友善，你也沒辦法保證裡面每個人都友善。他們抱著什麼樣的心態和意圖來認識、詮釋和描述我的過去，很難釐清。
現在輿論也有在討論《少年事件處理法》（少事法）如何保護少年的身分，我認為這很重要，關係到觸法少年是不是真的能順利復歸社會。因為像「猴子」、「8+9」（pat-ka-chiòng，八家將的臺語發音）這種標籤，就是一直在那裡，讓整個社會對青少年更加排斥。就算你有心想改變，但一進入新的系統和環境，馬上又會受到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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