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窮人２】父債子還、貧窮世襲，我願意為窮困家人犧牲到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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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葉靜倫

我國《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社救法」）在 2010 年大修法後，今年民間再度出現修法呼聲，要求徹底檢視各種不合時宜的濟貧門檻，衛福部已承諾明年 5 月將提出修法草案。

社救法是臺灣社會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關係到底層貧窮家庭中的各項福利，包括社會保險、生育補助、育兒津貼、兒少補助、學雜費、長照與醫療、租屋補貼等。且根據衛福部次長李麗芬指出，全臺從中央到地方，有高達 220 多個法規與社救法連動。

全球最嚴苛，株連全族的濟貧法

現行社救法中最為人所詬病的幾個問題，包括前篇詳細剖析的「虛擬所得」，也就是我國自戒嚴時期就定下的「防懶人條款」—— 想申請社會救助的國人，只要拿不出薪資證明或賺不到基本薪資者，都以基本薪資計算收入（目前為 26400 元，2024 年將升至 27470 元）。

長年以來，這個「獨步全球」的審核標準，在各種國際交流場合中，對各國學者來說已是匪夷所思。然而更讓眾人咋舌的是，這個設計並非只針對貧窮者「個人」，還以一種「株連全族」的形式擴及整個家庭。

也就是說，不只申請者需要設算虛擬收入，所有依法該列入的親屬，只要拿不出薪資證明、賺不到基本薪資的，無論是剛滿 16 歲的青少年，還是 60 出頭的老弱長輩，通通比照辦理。整個家庭總收入因此被國家「灌水」，使得許多家庭即使生活長期困窘，帳面上的人均收入還是無法低於貧窮線（現為每月 16297 元）。

虛擬所得和親屬列計，兩相加乘後形成世上最嚴苛的濟貧高牆。根據政大社工所副教授蔡培元和民間團體推估，這導致上百萬人（註 1）因此無法通過中／低收入審核，得不到我國憲法中明定的「基本生活保障」，也形成我國貧窮率「世界最低」的假象。

然而，親屬列計的問題不只在於虛擬收入，還包括「列計範圍」和「扶養能力」的認定，這也是公部門和民間長年爭執不休的老問題。而這個爭執背後更進一步的叩問是—— 

「誰才是我想幫、該幫的親人？」以及，「我願意為他犧牲到什麼程度？」

１是家人，就會幫嗎？

多年來，隨著臺灣家庭型態變遷與民間陳情，社救法經歷多次修正，如今除了本人和配偶的收入，近年也已把其他應計人口限縮到「直系一等親」（排除兄弟姐妹，只計父母和子女），以及同戶籍，或同住的爺奶兒孫等其他直系血親。

然而，所謂親人，真的都是能求助的對象嗎？

由芒草心慈善協會、人生百味、社區實踐協會、興隆會所等多個民間團體在今年初組成的「社會救助法修法聯盟」（以下簡稱「社救盟」），整理了各團體社工們平日服務的、各種受困於法規門檻的真實案例，其中涉及親屬列計的包括——

臺灣社會對家庭功能，特別對於子女要「尊長」的期待很高。臺大社工系副教授汪書華受訪時便指出，在中港臺三地華人的「孝道研究」中，臺灣有多項指標居冠，三代同堂的比例也遠高於他國，甚至已超越中國。這種期待從《民法》的扶養義務中也能窺知一二。

「民法的扶養概念就是長輩優先，但不限子女親等。」臺大法律系教授孫迺翊解釋：「一個老人可以向子女請求扶養，如果子女沒有能力，就尋求孫子女，再不行才由國家介入。」、「如果你結婚後跟對方父母同住，那你對他的父母也有扶養義務。」

這不僅讓子女必須夾在中間承擔上下世代的扶養壓力，甚至必須承擔家族的債務、演變成貧窮世襲，也讓許多早已和子女失聯的貧弱老人，在申請國家救助時陷入困境，甚至必須先上法庭打扶養官司，反證子女「沒有」扶養自己。

與此同時，東亞的日本、韓國、香港早已放下這種期待。以日本為例，如果爸媽需要申請生活保護（當相於臺灣的社會救助），子女需要「回答」政府關於「有沒有在扶養爸媽」的提問，但這並不是為了強制子女奉養，而是為了確認爸媽實際上有多窮。若子女回答「沒有」，並不會因此被設算收入；若回答「有」，才會視情況減少爸媽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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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迺翊也舉德國為例，表示德國在設算補助金額時，會先詢問申請人的各項生活收支，從配偶／同性伴侶的收入、求職的交通費、家中水電暖氣費、汽車保險乃至工會會費等，鉅細靡遺，卻通篇未曾問到任何與父母有關的生活負擔。

此外，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7 年發表的委託研究顯示，臺灣早在 2010 年就已有超過半數家戶規模屬於核心家庭（夫婦與未婚子女，或父母與已婚子女）；隨著少子女化和孩子成年、老去，「單人家庭」和「夫婦兩人」的家庭形態也大幅攀升，單親、隔代、獨居老人、中高齡老人等家戶更持續增加。

其中，越小規模的家戶，低收入占比越高，獨居者更有約 8 成落在最低所得分位。這不僅反映出弱勢群體面臨的不平等和勞動市場兩極化，也意謂著當代家庭的支持力道，早已不足以應付貧窮風險。

除了父母子女之間，勵馨基金會主任洪雅莉也在今年 9 月的記者會中指出，「家庭互助優先」的想像，並不適用許多暴力家庭。

「勵馨長年服務受暴婦女、家庭失功能，甚至是遭遇家內亂倫的人。她們的家人不但沒有幫助她們，反而是她們的傷害來源。」洪雅莉說：「臺灣在 1999 年就通過亞洲第一部《家庭暴力防治法》，讓許多婦女或被害人成功離開暴力，但她們離開後卻馬上陷入貧窮。」

「受暴婦女從進入庇護所到獨立生活，再到真正自立，平均需要 2 年，這 2 年是她們最需要經濟扶助的階段，許多人甚至在負債之下離開家庭，卻無法得到社會救助。因為她們的家戶所得跟施暴的配偶、包括已離婚的前夫收入一起計算，但這些錢根本不是她們能用的。」

在服務極端貧窮的無家者領域，公部門也直到今天還把協助個案「返家」視為其中一個可結案的「成功」指標。然而許多無家者和家人之間往往充滿創傷與複雜的糾葛。長年服務無家者的芒草心祕書長李盈姿在很多年前就已指出，臺灣社會應該「打破對家庭支持力的迷思」。

２有扶養義務，不等於有扶養能力

在許多爭論扶養義務的場合中，行政單位也經常提出《民法》來反駁，認為社救法只是框列了民法中部分有扶養義務的親屬，合理要求他們扶養自己的親人。

然而，民法對於扶養的概念並不限於金錢，還包括生活上的照顧，社救法卻只算收入和資產。例如，一個沒有經濟收入卻長期照料家中老小的家庭主婦，在民法中已經履行了一定程度的照顧責任；在社救法中，卻會被視為「工作人口」而被設算虛擬所得—— 其家務勞動的價值非但不被承認，還可能讓家庭無法獲得協助。

此外，民法設有扶養的優先順位（第 1115 條），也會考量親人的扶養能力，一定程度的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即使進了法院，法官視情況也可能只判決子女需要每月負擔幾千元的扶養費。而社救法最受抨擊之處，則是直接把親屬賺來的「所有」收入，視為每個人都可以動用的錢。

「社救法把家庭總收入直接除以人數，是很抽象的預設，實際上每個人的需求並不同。」孫迺翊說：「法律的想像是子女賺了錢就該跟我平分，但子女還可能要付房貸、要養公婆，他們也有自己的扶養義務和各種負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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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前述民間團體列舉的例子可見，「親人要不要養我、能養到什麼程度」往往不是個人可控制的。社救盟今年委託民調公司做的調查也顯示，有近 6 成民眾在家人出現經濟困難時，需要先能維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和適切生活，才能提供家人照顧；只有近 3 成的人願意「犧牲自己，即使生活水準低於大多數臺灣人也要照顧家人」。

然而，現行社救法以「全薪」來計算家庭成員的「扶養能力」，無視個人薪資裡還包括房屋稅、地價稅、所得稅、房貸利息和社會保險（如勞健保）等「必要支出」，且剩下的「可支配所得」還得先拿來養活自己，才有力氣扶養別人。

更弔詭的是，現行法規在審查時，會寬鬆框列配偶和爺奶爸媽子女等 16 歲以上「同戶籍」親屬的收入和資產，等到真正要發錢時，卻嚴格要求以「實際同居人口」來計算。

也就是說，一個家庭可能同時被計入 5、6 個人的薪資、調查每個人的資產，最後平均下來就算真的通過審核，補助金卻可能只按 2、3 個人來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