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Saich回顧中國改革開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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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Saich回顧中國改革開放成果

2008年10月1日，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九周年國慶日，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Anthony Saich）教授應邀接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張冠梓研究員的採訪。採訪活動從10月1日開始，俟後又進行了兩次交談。以下是訪談記錄。

張冠梓：托尼•賽奇教授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訪談。今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人們很容易回想起1978年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標誌和新的歷史起點。現在，中國理論界、學術界乃至全社會都在討論、評估這次會議的意義，您是如何看待這次會議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

托尼：歷史地看，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近代以來不多見的、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次會議，這點已經成為世界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其實，在當時，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也都意識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即便如此，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萬萬沒想到中國從此會發生這樣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一點，中國與歐美有很大的不同。歐洲幾十年來自然有變化，但不怎麼大，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不同。雖然近些年來有互聯網的興起和發展，但代際之間是容易相互理解和溝通的。中國就完全不同了。譬如，一個十八歲孩子的父母，他們經歷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又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年代。他們的這些經歷是他們的孩子們沒有經歷過，因而也是無法理解的。現在的中國大學生，他們的興趣，他們對社會的感覺，對問題的看法，就與他們的父母差別很大。中國這三十年來的變化，這樣急劇而深刻的變化，在當前的西方是沒有的，對西方人而言，也是很難理解的。因此，一直以來，我在哈佛給學生講解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講解內容。瞭解了它，也就把握了打開當前中國變化及其神秘性的鎖鑰。 

說這次會議在中共黨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主要原因在於，它結束了"四人幫"倒臺後的兩年徘徊，從此也真正叫停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做出了把工作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戰略轉移，開始了從封閉到開放、從墨守成規到各方面改革的轉變，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序幕。從此以後，這個擁有龐大人口和漫長歷史的國家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始終保持高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高，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最亮點。同時，中國整個社會，包括方方面面，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可以說，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是一個新時期的開端。有人作過統計，1978年以後的三十年裡，"十一屆三中全會"成了中國報刊、書籍、報告、講話中的"高頻詞"，也是研究中國當代歷史必須經常提起的重要事件。

張冠梓：說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不能不提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您是如何看待鄧小平這一歷史人物的？

托尼：我第一次聽說鄧小平這個名字，還是在到中國之前。那個時候，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運動，"四人幫"還在臺上，鄧小平受到壓制和批判。但在西方國家，只要對中國有點瞭解的人，都會知道他的名字。當時，中國人對提鄧小平的名字很敏感、也很謹慎，但知道他抓經濟有辦法，也關心老百姓的生活。再一個，就是他上臺後，能夠解決因為上山下鄉而導致的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我熟悉的許多朋友都是知識份子，他們基本上都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上山下鄉，目的是走和勞動群眾相結合的道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這些人因此同時也形成了夫妻離別、全家無法在一起生活的困擾。還有一點就是，他們相信，鄧小平上臺後，可以恢復高考制度，他們可以有機會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後來中國
的發展變化，證明了大家對鄧小平的認識和期待是正確的。

確切地說，中國當代社會的帶有實質性的變化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而這次會議又是和鄧小平的名字連在一起的，這說明鄧小平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其實，他的活動一直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各個時期的歷史，特別是1949年以後，他的經歷可以被視為中國政治的一個縮影。此外,鄧小平在政治命運上戲劇性的大起大落顯而易見對中國的政治進程具有更普遍的啟示。不管對他持有什麼樣的看法，但大家都不否認，鄧小平是一位卓爾不群的人,也是一位具有坎坷經歷的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有過勝利和失敗,有過升遷和跌落。整體上評價鄧小平是頗為複雜和困難的。他在歷史上扮演了各種不同的角色，要根據他的各種政治角色和他在不同時期的功績,來具體評價他在歷史中的地位。但毫無疑問，鄧小平作為一位活生生的、永不服輸的卓越的政治家,他的歷史貢獻不僅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尊敬，為中國人民贏得了榮譽,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國的矚目和稱讚，大大加深了國際社會各階層對中國社會革命性變革的理解。

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面對因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亂而複雜的局面，鄧小平審慎地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勇敢地借鑒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提出了許多有創見的主張和決策，這些主張和決策後來被概括為鄧小平理論。我認為,鄧小平理論強調科學技術革命的重要性,把如何利用當代知識給政治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提供機會作為評價社會能力的標準，與歐洲和美國社會關於現代化的認識和分析方法頗為類似，實際上是一種現代化理論。正是鄧小平和他探索的這個理論，引發了中國改革發展的一次又一次浪潮。

根據我的瞭解，關於鄧小平的地位和作用，其實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和討論過程中，許多人就已經注意到了，要求在決議中寫明這一點。只是由於鄧小平本人的反對，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才沒有寫上。鄧小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他在全會前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為會議從根本上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確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關於改革發展的新認識、新決策奠定了重要基礎。他也因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繼毛澤東以後的又一位核心人物。中國共產黨總是習慣於在重大歷史關頭，對以往的歷史進行回顧和總結，並試圖找到未來發展的道路。十一屆六中全會是其中的一次。還有一次，記得是在延安時期，也形成了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應該說，這樣的會議，這對中共整個黨內形成共識、減少歧異和阻力是有幫助的。

張冠梓：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召開的，而在此之前的兩年，也就是1976年，您就到了中國，這對於當時的西方人，是很難得、很少見的。正是這一特殊經歷，您見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和之後的兩種情況、兩個時代的對比。我想，通過這種對比，您一定會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著具體的、獨到的理解。

托尼：我1976年來到中國，是帶著興奮和渴望瞭解的心情來的。來中國前，我在英國倫敦大學讀書，研究方向是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那個時候，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左翼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我也是其中一個積極分子。對於某些學生而言，毛澤東就是左翼運動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他們在遊行中打著毛的旗幟，檢討自己的社會，批評自己的政府。我儘管也參與了一些這樣的活動，可當時總有一種與其他人不太一樣的感覺：我們很可能對中國存在誤讀，存在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認識。我們這些西方人，沒見到過中國是什麼樣子，只能通過中國的一些宣傳材料說中國是如何的好，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偉大。而我自己，也讀過毛澤東選集和中國的許多宣傳材料。但真正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我很想去瞭解，所以就選了中國作為研究的方向。

不過，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真的有機會去中國。直到中英政府間有了交換學生計畫，我很幸運地得到了這方面的獎學金，才有到中國去的機會。到中國時，毛澤東還沒去世，"四人幫"還在臺上。我在中國的第一站，是到北京語言學院進行語言培訓，而後到南京大學開始專業學習。讓我吃驚的是，我在中國所看到的和先前想像的迥然不同。整個社會非常動盪，經濟很蕭條，政治氣氛特別緊張、詭異和複雜。我們接觸到的幾乎所有人對未來都很迷茫、很惶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應當朝哪個方向走。剛來時，我幾乎不懂中文，只是出國前"突擊"學習了幾句常用語。但是我很快發現，即使自己中文再好，也無法和中國人溝通，因為他們都謹言慎行，不怎麼敢講，對我們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來的留學生更是充滿戒備和疑懼。但是，儘管他們不說，我能明顯得感覺到那種不好的氣氛。而且，我和知識份子打交道比較多，時間長了，也大體知道一些他們的想法。

那時候，和城市的人顧慮較多不一樣，不少農民有什麼話都敢說出來。他們對人民公社、大鍋飯、生活貧窮、官僚主義等問題，都表達了許多牢騷和不滿。那時候，大學實行開門辦學、到農村勞動，學生都必須去到農村去實習。我們被安排到揚州的一個人民公社參加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接受他們的"再教育"。說是去勞動，實際上不怎麼會幹農活，倒給他們添了不少麻煩。好在有一個同學，家是德國農村的，會開拖拉機。這下可派上用場了，有時拖拉機駕駛員病了，或者有別的事情，他就幫助開一開。這成了當地的"一景"，引得大家追著圍觀。這個德國同學，長得頭髮茂密、大鬍子，很像馬克思。一天，一個小學生看到了他，就問"你是不是馬克思"，還把他帶到學校，介紹給老師和同學，見人就說"馬克思"來了。

說實話，我們初到中國時，眼裡看到的和來之前想像的，二者相距甚遠。我們不敢相信那時的貧困情況，沒想到老百姓生活那麼困難。我第一次來北京時，感到處處充斥著難以置信的單調，人人都穿著藍色的衣服。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去，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