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3日；文字：賴慧玲、易俊宏；攝影：賴慧玲
上月剛落幕的國光石化案，環評一年多來歷經 5 個主題17 場專家會議，不僅是環評審議史上專家討論最為熱烈的一次，也常被環保署引為「民眾參與、專家代理」的範例。然而專家會議的意見送入專案小組審查後，422 地球日當天仍作成「有條件通過、不予開發」兩案併陳的決定而引起軒然大波，顯現專家代理在爭議解決上的侷限。
有鑒於相關爭議層出不窮， 21、22日於陽明大學展開的第三屆「科技與社會學會」 （STS）年會，以「風險社會的公民科技素養」為題，針對「專家政治與常民」進行深度討論，試圖解析專家政治面對當今環境爭議的困境。公共行政學者建議，專家在未來的角色，不再是「科學事實」的表述人，而是公眾參與的推動者，與常民一同建構出「制度的專業性」。
環保署將環評制度內的專家會議標籤為「科學中立、專業獨立、釐清科學事實」，但這樣的專家主義觀點在國外相關研究中，已屢屢受到質疑和挑戰。長期監 督環境治理的政治大學公行系副教授杜文苓指出，專家會議建立在「科學超然客觀」的基礎上，是過度簡化科學專業涉入公共決策的角色，也忽視了科學背後複雜的社會、政治脈絡。
專家的科學見解並非超然
杜 文苓提醒「專家齊聚，不必然就會產生客觀、中立的科學性結論。」她點出專家會議中，開發單位評估報告常避重就輕、會議運作無法敦促知識的有效對話與意見落實、以及開發單位傾向以便宜行事的心態應付。這使得專家會議在資訊不足、時間匆促、會議程序等限制下，僅能建構有限的科學事實供決策參考，不但無權對開發 單位發揮約束效力，也無法參與後續結論如何被行政機關詮釋與應用。
杜文苓也發現，儘管環保署將專家會議做為落實公民參與環境決策的機制，但在實際運作上，「民眾參與、專家代理」的溝通效果非常有限。原因除了環保機關可以行政權威片面決定專家的領域範圍、適格性、甚而否決民間團體推薦的人選之外，獲選的專家也不一定有代理公民參與討論的主觀意願。會議的程序與形式、 資源的相關配置也都會影響專家的專業表現。
專家 應是讓多元意見進入決策討論的保證人
為了改善現有機制的困境，杜文苓引用國外研究論述，提出「共同生產」風險治理框架的觀念，強調專業者應從「安全保證人」的背書角色，轉變為引介各種聲音和論述共同加入討論的保證人；專家會議則應從從狹隘限縮的專家表述層次，開放為專家與公眾集體互動學習和評估的過程，並由組織信用與網路強度來建立專 業性。
她認為，如此一來，不僅重大爭議可突破科學專家的背景限制、從而建構更詳盡的知識論述，專家並可不再陷於與公民對立的尷尬位置，而常民也透過直接參與，從而信任制度的專業性。
科技官僚的「理性、客觀」受挑戰
在專家與常民的關係中，科技官僚的角色，特別是科技官僚的自恃「專業」而漠視民眾意見，也常受到討論與詬病。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張國暉博士從歷史脈絡剖析的觀點，指出科技官僚治理的合法性與國族主義相關，並受制於黨政意識。
張國暉認為，1950至80年代財經、工程等科技官僚進入行政權力核心，即是為鞏固威權政體、以科技為政治服務。科技的政治意涵原以實務取向、理性 規劃、崇尚事實為主，但是，他在考察台灣與中國的發展歷史後發現，科技意涵的核心主要來自國族主義的政體所賦予。也因此，政治體制內的工程師常陷於政治領導與科技專業的拉扯。隨著政黨輪替與社會開放，科技官僚受到社會觀感及其他專業者的挑戰，封閉性才被迫逐漸消解。
STS學會理事長、雲林科大文資系教授林崇熙認為，「科技有其內在的政治社會性格」。專家是一種龐大而獨特的「文化物種」，應放置於整個社會歷史架構中，始可瞭解科技被賦予的意義與面對的困境。
林崇熙指出，科技官僚遵循工程師倫理、獨尊工具理性之外，同時也是「政治角色」，為特定對象服務。不過，杜文苓的研究顯示，科學的政治社會性不僅被科技官僚主導的環保機關漠視，更在專家會議中被隱沒。林崇熙勉勵，在專家、科技官僚與常民的三角難題中，也需要倚賴強大的NGO扮演專家政治與常民對話的橋樑，才能讓社會運作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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