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學家的任務：拯救歐盟
哈伯馬斯的哲人之怒
一位哲學家的任務：拯救歐盟
A Philosopher's Mission to Save the EU
2011年11月29日東方早報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1929年生於杜塞爾多夫，曾先後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流派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包括：《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理論和實踐》、《知識和人類旨趣》、《技術和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社會科學的邏輯》、《合法化危機》、《文化與批判》、《事實與價值》、《認識與興趣》、《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交往行為理論》、《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後形而上學思想》等。
面對沒完沒了的歐債危機，面對岌岌可危的歐元，面對可能分崩離析的歐盟，哈貝馬斯站出來了。
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尤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日前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論歐洲憲法》提醒歐洲人民，歐洲民主已經變質，權力從人民手中溜走了。11月底，哈貝馬斯又來到巴黎歌德學院，面對200多位聽眾發表激烈演講，譴責歐洲政客正在把歐盟扔進歷史垃圾箱。
一個異數
哈貝馬斯不是反抗者，不是悲觀派，也不鼓吹末日將臨；他是一個難以動搖的樂觀派，正是這一點，將他塑造成了德國的一個少有現象。
他的哲學理論有個固有缺陷：看著有些平凡。雖然他慣用大字，但他的理論基本上挺好理解。他從馬克思那兒繼承了有教養的狂熱，從佛洛德那兒得到了對現代性的看法，又從美國實用主義者那兒借來了明白的風格。他一向是友善的闡釋者、一個理性派、一個反對浪漫主義的人。
不過，他的前兩本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和《在事實與規範之間》還是和德里達、鮑德里亞這些後現代主義者打的太極拳有所不同。另外，他的另一本著作《交往行為理論》也是有明顯缺點的，比如書中那個"沒有脅迫的話語"（coercion-free discourse）理論，就算在Facebook和Twitter誕生之前也是相當莽撞的，說其天真也不為過。
哈貝馬斯不像斯洛維尼亞思想家齊澤克那樣射飛刀，也不像德國哲學家斯洛特蒂克那樣玩戲法。他從不上演馬戲團的那一套，他永遠都是個左派（雖然有人會不同意）。他支持過學生運動，後來覺得運動太過狂熱，就退出了。他喜歡的是憲法和程式，而這也基本上是他今天的立場。
以前有各式各樣的敵人，現在有形形色色的市場在哈貝馬斯看來，歷史境遇就可以這樣來形容。在歌德學院演講前兩天，他站在巴黎第五大學一間擁擠、炎熱的講堂裡，眼前的學生看上去並不想在"佔領華爾街"的帳篷住一晚，反而情願在布魯塞爾或北京建設資本主義。但走入演講廳之後，哈貝馬斯立即調整了臺上的座次和桌上的名卡，然後麥克風不管用了這似乎是對交往行為理論的一次實踐。接著，又有一位教授做起了不著邊際的介紹這看來是法蘭西的學術慣例之一。
哈貝馬斯對這一切安然接受，沒有牢騷。等那邊介紹結束，他走上講臺，解說起了在歐盟建立時犯下的錯誤。他講到政治聯盟，也講到了所謂的"內嵌資本主義"（embedded capitalism）他用這個術語來描繪被政治控制的市場經濟。他為無形的實體勾勒出了有形的矛盾；他還指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貫穿的歐盟決議，其實在法律和倫理上都沒有多少憑據。不過，他也指出《里斯本條約》有可能創造一個更民主、更有政治成效的聯盟。他說，這是危機中可能產生的好處。畢竟，他是一個樂觀派。
這時，首輪疲憊襲來，他不得不坐下。空氣顯得沉重，有那麼一會兒，他好像都沒法再講下去了。但是喝了一杯清水之後，他又站了起來。
他開始抨擊"政治失敗主義"，討論如何從他眼中的廢墟裡建起一個積極的歐洲。他主張民族國家是公民權利最有保障的地方，還探討了如何將這個想法在歐洲的層面上運用。
政客背叛了歐盟
但尤根•哈貝馬斯這次怒了！他真的怒了!簡直可以說是狂怒因為他為歐盟傾注了自己所有。他的身體前傾後仰，對著聽眾雙手不停地比劃著，發表激烈演說。他捶著桌子叫道："已經夠了！"他完全不能接受歐盟就此走向歷史垃圾箱。"我以公民的身份在這裡發表演說。"他說，"相信我，我當然更情願坐在家中書桌前。但這太重要了。每個人都要知道我們正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那就是為何我要參與到辯論中的原因。歐洲方案不能在現有的精英模式下繼續下去。"已經夠了！歐洲是他的事業。是他這一代人的事業。
尤根•哈貝馬斯已經82歲了，他要發聲。他坐在巴黎歌德學院的演講桌前，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和善的教授，在兩個小時內他只提了六七個問題，但每一個回答都至少有15分鐘，這不是哈貝馬斯的風格。
談到主權債務和市場壓力，哈貝馬斯說："在這場危機中，功能性的責任和系統性的責任已經相互抵觸。"談到歐盟的專斷和希臘喪失主權，他一臉錯愕地搖著頭說："這完全無法接受，一點都不。"
然後他真的再次怒了："我譴責政治黨派。長期以來，我們的政客除了連任，沒有熱情去做任何事，他們沒有任何政治目標，毫無信念。"在他看來，這次危機特徵在於，哲學和酒吧政治有時會發現它們被同等看待。這次危機還有個特徵，就是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發表意見，這種時候，我們不妨聽聽對局勢有系統性研究的人士的意見，哈貝馬斯在新近出版的著作裡就發表了這樣的意見。
但首要的是，這次危機的本質是，危機持續越長，我們就越困惑。危機會愈加複雜，因而越難以跟著危機的曲折變化，發現到底誰要負責。然後，那些替代性選項在我們眼前完全消失。這就是哈貝馬斯為什麼會對政客、精英和媒體憤怒。"你是記者嗎？"他向聽眾裡的一位提問男子喊道，"不是？太糟了！"
哈貝馬斯要把他的觀點傳達出去。那就是為何他坐在那裡。那就是為何他最近會在《法蘭克福彙報》上撰文，指責歐盟政客的犬儒主義，"背叛了歐盟的理念"。那就是為何他最近出了本新書他稱之為一本小冊子德國《時代週刊》把這本小冊子與康得在1795年發表的《永久和平論》相提並論。
但是他是否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民主和資本主義該走向何方？
權力已從人民手中溜走
《論歐洲憲法》是哈貝馬斯這本小冊子的名字，在這篇長文中，在他的描述中，面對危機的壓力和瘋狂的市場，歐洲民主精神已經改變。哈貝馬斯說，權力已經從人民手中溜走，權力投靠了可疑的民主合法主題，比如歐洲理事會。從本質上說，他認為技術官僚從上臺以來就已經在發動一場悄無聲息的政變。
"2011年7月22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達成一項含糊其辭的妥協這當然有開放的解釋這是德國經濟自由主義和法國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的妥協。"他寫道，"一切跡象都表明，他們倆都希望把《里斯本條約》中神聖聯邦制篡改為歐洲理事會這種政府間的霸權管理，歐洲理事會違背了《里斯本條約》的精神。"
哈貝馬斯說，在這次危機期間默克爾和薩科齊已經打造了一種所謂的"後民主"：歐洲議會幾乎毫無影響力。歐盟委員會處於一種"多餘和被架空的位置"，沒有負起應有的責任。最重要的是，哈貝馬斯指出，在《里斯本條約》中歐洲理事會被賦予核心角色，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異類"。他把歐委會看做是"一個沒有得到授權而參與政治的政府實體"。哈貝馬斯看到，歐洲各政治體被市場所驅趕，歐盟給義大利和希臘成立新政府施加了非常大的影響力。
歐洲民主在十字路口
當德國面臨歷史議程的時候，哈貝馬斯總會在那兒：1986年全德辯論如何看待二戰歷史，然後是1990年兩德統一，還有伊拉克戰爭。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今天，他在歌德學院被人們包圍，對著200至250名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他說，他不知道什麼是Facebook和Twitter，從某種意義上他的語言有些陳舊，甚至可笑。哈貝馬斯相信文字和理性演說的力量。
當"佔領運動"的激進分子無法表達清晰的要求時，哈貝馬斯精准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歐盟作為一項文明項目不能放棄，全球共同體不僅是可行的，也是資本主義所必需的。他說，我們將冒著一種持續緊急狀態的風險，否則歐洲國家將受到市場的驅趕。
"2008年以後，"哈貝馬斯說，"我瞭解到，（歐盟）擴張、一體化和民主化不會自動朝著與自身相符的方向前進，相反這個進程是可逆的。事實上，我們正面臨民主的階梯，這在歐盟歷史上也是第一次。在以前，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已經處在十字路口。" "事實上，政治精英沒有半點興趣向民眾解釋，任何重要的決策都要在斯特拉斯堡制定。他們擔心的只有失去權力。"哈貝馬斯說，"我完全無法理解那些標準化的回答。"
哈貝馬斯所有的觀點來自這樣一個憲法理論框架：全球共同體會解決所有問題。在這次危機中，他依然認為，歐盟這樣一個榜樣，是構建全球公民共同體的最佳道路。哈貝馬斯是個實用樂觀主義者，他不會說，哪些步驟可能使我們更好或更糟。
在演講的最後他說道："如果歐盟失敗了，多久能回到現狀就是個問題。還記得1848年的德國革命：革命失敗後，我們花了100年時間重新達到與革命時期同樣的民主水準。"
模糊不清的未來和來自歷史的警告，這就是哈貝馬斯對我們說的，但現實是，至少到目前為止，什麼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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