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疑義610】在街頭裝設監視器，就沒有侵犯的問題？

全台的監視器裝得密密麻麻，民眾擔心像是電影「全民公敵」中描述的情況，讓自己的隱私遭到侵犯，不過，有了治安死角，民眾又恐慌生活沒有保障。而法界人士表示，在街頭裝設監視器沒有侵犯隱私，但有討論空間。各縣市政府針對設置辦法，也規範監視系統不得針對特定標的或私人處所，同時不能任意提供他人調閱。街頭巷尾的監視器，甚至是社區和住家的監視器，確實對於緝凶和抓小偷發揮功效，許多民眾受害，沒有被監視器拍到，怒斥政府無能。不過，走來走去就被監視器對著，又會擔心沒有隱私。北高兩市近年來斥資建置的監視器，就陸續引起爭議。不過，台北市警官表示，新監視系統是要改善原有的缺點，使用上更方便。至於，有沒有侵犯隱私的問題？根據各縣市政府監視錄影系統相關設置辦法，規定不得針對特定標的或私人處所拍攝，同時不能任意提供他人調閱，違者主管機關可要求廢止。法界人士表示，由於是公共場所，在街頭裝設監視器沒有侵犯的問題，但有討論的空間（中廣新聞裝100年12月14日報導：監視器密密麻麻顧治安？侵隱私？都是爭議）。

【疑義】

按隱私權，尤其是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已為釋字第603號解釋：「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 (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 。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所肯認，其雖非不得基於公共利益（例如治安），以法律限制之，惟限制目的是否正當（註一）？限制程度及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則須檢視之。

又已具國內法地位而且優先於其他法律而適用（註二）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17條：「一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二　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所明定之隱私的保護，縱人權委員會第16號一般性意見亦認為「7.既然所有人都在社會中生活，對隱私的保護就必然是相對性的」，惟其限制除須根據法律，法律本身亦必須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的規定和目標（註三），而且無論如何要在個別情況中合情合理（註四）。

是在街頭裝設監視器，絕對不會因為是公共場所，就沒有侵犯隱私權的問題，實際上已經侵犯了隱私權，只是隱私權的保障或保護，並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非不得在同時符合（一）公益原則、法律保留原則（註五）、比例原則（二）目的正當性（三）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的規定和目標（四）在個別情況中合情合理等要件下限制它而已（註六）。

【註解】

註一：近年來受到美國三重審查基準的影響，比例原則也做出了調整：在三大派生子原則外，增加了「目的正當性原則」，意即國家所欲達到的目的須正當。創造不同的審查密度，針對不同的案件採取不同的審查密度：強烈內容：措施必須要非常合目的、侵害必須非常小。可支持性：措施與目的間之關聯須合理、侵害須合理。明顯性：措施不可明顯與目的無關聯、侵害不可明顯非最小。由此可知，比例原則的審查密度事實上並非獨立於比例原則而存在的檢驗模型，而是揭示了針對不同案件，違憲審查者將採取不同密度的審查標準而已。針對較輕微的基本權侵害採取較寬鬆的審查密度，針對較重大的基本權侵害則採取較嚴格的審查密度（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4%BE%8B%E5%8E%9F%E5%89%87）。

註二：實務上，請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9年度抗字第192號民事裁定：「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時，除引用國家賠償法第11條第2 項及民事訴訟法第538 條第1 項、第3 項外，尚有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為請求，而此二項公約已成國內法而有優先適用之效力，法院審理案件時亦無裁量權而應受拘束，故鈞院裁定未審酌此部分聲請之依據，顯有脫漏，爰聲請補充裁定等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簡上字第201號民事判決：「按「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而依98年4 月22日總統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 、4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是以法院行使審判職權時，自應遵循、審酌此二公約之規定、精神，甚應優先於國內法律而為適用（施行法第8 條規定施行後2 年內各級政府機關應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而就不符部分為制( 訂) 定、修正或廢止，其意旨即應具優先性），則有關勞務給付之各契約，其適用、解釋法律自不得違於上開工作權、勞動權之自由選擇和接受工作、有尊嚴之勞動條件等人權內容，並應依此為原有法規範在客觀上應有目的與功能之再出發，且工作權亦為本國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其內容不僅使勞工有工作之機會，更由於勞動契約之社會化，勞工經由勞務之提供，並得以維持、發展其職業能力，建立群體生活、社會評價，實踐工作價值及保持其人格尊嚴，易言之，勞務不應只保留於經濟層面之評價，其更應擴及於勞工人格權益之保護，故勞務提供亦屬工作權之重要內容，基此意義，勞工在其業務性質上對勞務之提供有特別合理之利益，且雇主無優越而值得保護之利益（如停業、雙方信賴基礎喪失等）時，即應課予並要求雇主踐行其受領勞工勞務之從給付義務，如此始符誠信原則及上開公約有關工作權之保障意旨。」；學說見解，請參廖福特著，法院應否及如何適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台灣法學雜誌第163期，2010年11月1日。

註三：人權委員會第16號一般性意見3.參照。

註四：人權委員會第16號一般性意見4.參照。

註五：各縣市政府監視錄影系統相關設置辦法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應予探究。

註六：相關見解，請參李震山著，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第五章資訊權－兼論監視錄影器設置之法律問題，第195頁以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9月二版1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