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西方知識界回顧

2011，西方知識界回顧

◎劉擎

如果將阿拉伯之春與紐約之秋以及歐洲各國抗議運動匯入一個整體圖景，那麼2011年可能會呈現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時代》週刊將"抗議者"作為年度人物，《金融時報》看到了"全球憤怒"的徵兆，而霍布斯鮑姆將2011與1848年歐洲革命相提並論......也許，這是一個政治覺醒的時刻。

阿拉伯之春：第四波民主化？

突尼斯騷亂之初，幾乎無人預見這會在周邊地區引發連鎖反應。畢竟，突尼斯社會太過"西方化"，缺乏阿拉伯國家的典型特徵。歐美的中東問題專家們謹慎告誡"埃及不是突尼斯"，然後"利比亞不是埃及"。這一切都似曾相識。1989年討論東歐變局問題，也有專家適時提醒"X不是Y"。而到了1990年，"蘇聯絕對不是東歐"的觀點仍然相當流行。森林中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所有的樹葉仍然是樹葉。更為困難的判斷是：哪些樹葉在何種條件下可以被歸為同類。每一個舊制度的解體都有其自身的歷史與社會原因，影響著政治轉變的進程，也可能導致相當不同的結局。但普遍論者或許把握了另一半真理：任何專制政體遲早都會遭遇民主化的壓力，都會面臨解體崩潰的危機。 

亨廷頓曾描述了一個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從1970年代的南歐開始直到1989－1991年間的蘇東劇變。在此期間"民主政體"從四十多個增加到一百多個，他稱之為民主化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隨著北非與中東地區民眾抗議的蔓延與升級，"阿拉伯之春"開始作為一個總體趨勢被人討論，關於"第四波"（The Fourth Wave）的想像不再匪夷所思。

法蘭西斯•福山再度成為引人矚目的評論者。早在克林頓和小布希執政時期，他就向當局告誡，民主化浪潮將會波及中東地區。當時他的預言似乎是無稽之談，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與訪談中，福山批評了單純從文化特殊性或發展水準來把握政治變化的理論，強調民眾"政治意識"的重要性。他指出，許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論"，認為阿拉伯文化的某種特性與民主相抵觸。但目前的局勢表明，"渴望生活在一個尊重你、賦予你基本政治權利的國家的根本衝動（impulse）事實上是普世的"。同樣，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無法完全化解民主訴求的壓力。就發展水準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現相當出色（在過去二十年間這兩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民眾抗議仍然爆發了。抗議運動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最窮苦的階層，而是來自受到教育的中產階級，他們覺醒的政治意識使得他們無法繼續忍受"缺乏政治和經濟機會所造成的挫折感"。福山認為突尼斯和埃及的趨勢再次應驗了亨廷頓的"現代化的邏輯"。但與此同時，他對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斷比熱衷鼓吹"第四波"的傳媒人士更為謹慎。他在訪談中指出："體制建設不會在一夜之間完成的。"在有些國家中，舊制度的崩潰可能會導致部落戰爭。"我不認為在短期內這會導向穩定的民主制。"

民主化理論的權威學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教授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他發表題為"阿拉伯之春以後的民主"的文章，副標題卻是疑問式的："第四波還是虛假的開端？"文章著重分析抗議運動與民主轉型之間的多種可能關係，指出阿拉伯之春可能會在"凍結"與"融化"之間反復交替，因此"這個動盪時期不會短暫，也不會乾淨簡潔地劃定其範圍邊界"。在今後數年中會有曲折而綿延的鬥爭，去確定阿拉伯世界未來的政治圖景。

許多西方左翼學者（包括喬姆斯基、齊澤克、薩米爾•阿明和佩里•安德森等）高度重視北非與中東地區的動盪局勢。但與保守派或自由派的學者不同，他們更為關注民主化進程對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左翼的政治目標是雙重的：反獨裁與反殖民。只有當民主事業與民族獨立緊密結合，阿拉伯世界才有真正獨立和自由的政治前景。阿拉伯地區的獨裁統治是西方霸權所扶植、支持或默許的。喬姆斯基說，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原則是"民主只有在遵從其戰略與經濟的目標時才是可以接受的：在敵人的領地（搞民主）很不錯，不過請別在我們家的後院搞，除非它能被適當地馴服"。

那麼，如何解釋利比亞呢？卡紮菲曾經是西方的敵人，但近年來已經向西方低頭示好。為什麼歐美要以實質性的軍事干涉來支持前途未卜的反對派？保留卡紮菲這個獨裁的盟友不是更有利於西方的經濟與戰略利益嗎？可以想像，假如西方國家在利比亞動盪中支持卡紮菲，西方左派同樣會給出有力的（或許更有力的）解釋。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吊詭的問題，才會出現法國兩位著名左翼理論家的分歧。當《解放報》刊登了讓－呂克•南茜支持西方干涉利比亞的文章，阿蘭•巴迪歐公開表示"震驚與遺憾"："我們必須揭示，西方轟炸者和士兵的真正攻擊目標絕對不是卑鄙的卡紮菲，他原本是那些人的代理人，那些人現在要除掉他，因為他妨礙了他們的更高利益。"

安德森的文章表現出更為精到的見解。他分析指出，中東和北非地區一方面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長期控制，一方面在去殖民化進程中未能發展出民主政治，反而形成了強人獨裁的暴政。這兩個特徵是有關聯的，但彼此並非簡單的相互衍生。美國及其盟友在這個地區具有重要的利益（石油資源和保護以色列），需要形成有效的控制。在原則上，西方更願意與其他國家的民主派而不是獨裁者打交道，只要民主派能同樣遵從西方的霸權地位。但這在中東和北非地區卻行不通，因為這個地區長期受到帝國主義與以色列的欺淩，民主的勝利最終會生成強勁的反帝力量。眼下反政府示威抗議主要的訴求是在政治上剷除暴政。"起義的動力已經是清晰明確的，他們的目標，在最經典的意義上是純粹政治性的：自由。"但社會平等的訴求還不夠清晰，民族獨立自主的要求仍然沉寂。安德森認為，這是專制造成的"意識形態蛻化"的結果。但政治自由應當與社會平等結合起來。他也不相信，在這個帝國主義最明顯的地區，反帝的聲音會一直沉寂。這反映出安德森的期望：社會主義和反帝民族主義最終應當在阿拉伯世界再度復興。

佔領運動：另一種民主化浪潮

民主抗爭的目標不僅限於獨裁專制政權，而是針對一切壓制與排斥的社會政治機制。阿拉伯之春的風暴在秋天波及紐約。從2011年9月開始，"佔領華爾街"的抗議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席捲全球。而在此前，法國和西班牙已經開始了類似的佔領抗議，英國發生了倫敦的街頭騷亂。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與貧富加劇的現實使一大批年輕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滿挫折與不滿。共同的憤怒終於通過新傳播手段找到了集結的契機，匯成抗議的洪流，矛頭首先指向貪婪的金融寡頭。

許多著名學者和知識份子紛紛援手支持，或親臨抗議現場發表演講，或在公共媒體上撰寫文章。他們分享的一個共同看法是：金融腐敗不只關涉經濟政策，在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標誌著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甚至危機。普林斯頓大學威斯特（Cornel West）教授在演講中呼籲："不可能將解決華爾街的貪婪問題轉換為提出一兩個具體要求。我們現在要談的是一種民主的覺醒。"

兩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在佔領運動中相當活躍。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教授說，"在我們這個民主國家中，1%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國民收入——這甚至是富有者也終將會後悔的不平等。"他將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1%所有、1%治理、1%享用"用作文章的標題，犀利地揭示出當下的現實何等嚴重地背離了美國的民主理想。他在現場演講中指出，在目前的金融體制中"損失是社會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這不是資本主義，這不是市場經濟，這是一種扭曲的經濟。如果我們繼續如此，我們不會實現經濟增長，也不會創造出一個公正的社會"。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連續發表兩篇文章，反駁極端保守勢力對佔領運動的攻擊。他以經濟資料為證表明，抗議者的憤怒是正當的，針對的目標是正確的。金融寡頭沒有為他們貪婪與欺詐的後果承擔責任，反而利用他們的特權將金融危機的代價轉嫁給普通納稅人。奧巴馬出臺的監管方案已經過於溫和，卻仍然遭到華爾街巨頭的抱怨。現在民主黨有了第二次機會重新來過。許多人批評抗議者缺乏具體的政策目標，他同意這方面需要改善，但認為抗議者的基本訴求是明確的，填充細節的工作應該由政治家和政策專家來承擔。

左翼學者在佔領運動中看到更為激進的變革可能。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裡（Antonio Negri）發表文章，指出"針對公司貪婪和經濟不平等的憤怒是真實而深刻的。但同樣重要的是，這場抗議是針對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敗"。"如果民主（那種我們一直被賦予的民主）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步履蹣跚，無力主張大眾的意願和利益，那麼現在可能就到這樣的時刻——認定這種形式的民主已經老舊過時了吧？"他們在抗議運動中看到一種新穎的民主鬥爭可能。

齊澤克的演講犀利而雄辯，又是非常適宜的：他沒有宣稱自己是一個列寧主義者，而是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訴諸的民主不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他宣告這個世界上最強勁的資本主義發生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這意味著當你們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不要讓自己被人訛詐說你們反對民主。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已經過去了。變革是可能的。"以民主來反對資本主義是一個吸引人的原則，但齊澤克承認，真正的困難在於"我們知道自己不要什麼"，卻並不清楚"我們想要什麼"以及"什麼樣的社會組織能取代資本主義"。他不可能充分回答這些問題。但他告誡抗議者不要只盯住腐敗本身，而要著眼於批判造成腐敗的體制；呼籲人們不要陶醉於狂歡節般的反抗儀式，而要嚴肅地思考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並致力於實現自己渴望的理想。

2011年：覺醒的時刻與開放的未來

如果將阿拉伯之春與紐約之秋以及歐洲各國的抗議運動匯入一個整體圖景，那麼2011年可能會呈現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時代》週刊將"抗議者"作為年度人物，《金融時報》看到了"全球憤怒"（global indignation）的徵兆，而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2011與1848年的歐洲革命相提並論......也許，這是一個政治覺醒的時刻。民眾的不滿從未如此迅即而有力地轉換為政治表達與行動。很明顯，民眾越來越嚴苛地要求正當的統治與有效的治理，這對任何墨守陳規的政權都是一個噩耗，無論是獨裁專制政府，還是發達的自由民主政體。

但新的覺醒也伴隨著新的迷茫。在1968年，西方左翼將民主的希望投射給想像中的蘇聯社會主義。1989年，東歐與蘇聯的異議運動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中尋求未來的希望。而到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與紐約之秋的理想彼岸已經模糊不清。覺醒的民眾不再接受任何獨裁專制，但同時沒有現存的政治模式可以完全寄託希望。如果說霍布斯鮑姆所謂"短暫的二十世紀"在1991年結束了，那麼二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或許正在見證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謂"漫長的二十世紀"走向終結。這或許是遠比人們目前所預計的更為深刻與久遠的歷史轉捩點。托克維爾在1848年寫道："社會正在改變面貌，人類正在改變處境，新的際遇即將到來。"而新的際遇正是重新思考未來的時刻。

萊辛格（Lawrence Lessig）在2011年出版了新著《失落的共和》，副標題是"金錢如何腐化了國會，以及一個停止它的方案"。五十歲的萊辛格並非等閒之輩，他在二十八歲前在歐美名校完成了四個學位。此後兩年在最高法院擔任大法官助理，然後在芝加哥、斯坦福和哈佛大學的法學院擔任講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學Safra基金會的倫理中心主任。他同時是一名活躍的政治活動家。萊辛格認為，美國的金權政治問題越來越嚴重，無法靠政策層面的改革來解決，必須發起實質性的憲政改革。近年來他和一群學者和活動家提出"美國的第二次立憲"（Secon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建議，要求"重開全國制憲會議"來修改憲法。由於美國憲法第五條的苛刻限制，實施修憲動議非常困難。9月24日，萊辛格在哈佛大學主持召開了"制憲會議"學術討論會，來自各種政治派別的學者和活動家探討這一動議的必要性與可能性。萊辛格的計畫或許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但對美國政治進程的不滿已經蔓延到全國範圍，實質性憲政改革的要求開始受到人們（包括一些議員）的重視。

福山是一位具有歷史哲學意識的政治科學家，他從來注重經驗事實對理論的檢測與修正。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歷史的未來》，再次展現出他的思想抱負。這是對二十年前"歷史終結論"的反思，也是對"未來意識形態"輪廓的新構想。的確，福山從未（如某些傳言所說的）完全放棄"歷史終結論"的理論構想，他仍然堅持"現代化邏輯"是強有力的，任何特定的文化傳統遲早都難以避免。但他現在強調，民主化的訴求並不能直接生成健康穩定的自由民主政體，這必須依賴某些具有歷史偶然性的條件。

福山分析指出，在1848年之後，對工業化國家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在兩種思潮之間的競爭中展開：一是致力於實質性民主的共產主義，一是信奉在法治保障個人權利的前提下擴大政治參與的自由主義。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相信他們能贏得這場競爭，因為新興工人階級將在社會人口的數量上佔據優勢，最終會危及保守派和傳統自由派。但是，兩種意識形態競爭出現了戲劇性的逆轉。關鍵的變化是，在服務業壓倒製造業的所謂"後工業經濟"中，工人階級不僅在人口規模上停止增長，而且生活水準不斷上升，他們進入了"中產階級"的行列，轉變為另一種國內的利益集團，可以利用工會來保護他們早年的辛苦所得。

由此可見，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政體的結盟要求一個仲介環節：相對平等的中產階級成為社會成員的主導力量。福山的新洞見是，這個仲介環節的生成具有偶然性，是工業化時代資本主義的歷史產物。在知識經濟時代，技術創新的收益往往比例失調地傾向於有才能和教育良好的社會成員。在十九世紀，一個數學高手很難將自己的才能轉換為資本。但在今天，他們可能成為金融操盤手或軟體工程師，獲取更高比例的國民財富。與此同時，在全球化的時代，以前發達國家由中產階級從事的工作，現在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為便宜的方式完成。這兩種趨勢都導致中產階級的衰落。如果技術與全球化的進程使得發達社會的大多數成員不能企及中產階級的地位，那就會威脅自由民主的穩定性，也會廢黜民主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而福山警告說，這種趨勢已經出現了。

那麼出路何在？福山認為，當代左翼思想是貧乏的，沒有對經濟變化中的發達社會結構給出任何完整一致的理論分析，也沒有闡明一種具有現實可行性的政治議程。社會民主的模式已經被耗盡了，福利國家在財政上不可持續的。中國的挑戰是值得關注的，但他仍然堅持認為目前的中國模式難以持久維繫，更無法讓別國仿效。所謂"北京共識"實際上是西方學者的發明。

福山自己構想了"未來的意識形態"的輪廓。在政治上，新的意識形態需要重申民主政治對經濟的優勢，重申政府的正當性是公共利益的體現，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有效終止利益集團對政治的支配。在經濟上，要將全球化理解為一種必須在政治上細心控制的挑戰和機遇，要衡量全球貿易與投資在什麼程度上對繁榮中產階級有所貢獻。新的意識形態也必須批判現代的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哲學基礎（包括個人偏好至上以及用總體收入來度量國民福祉）。這種批判必須承認，即便勞動力市場是有效的，才能的自然分配也未必是公平的。他相信，這些理念已經零散出現了，但需要整合為一套融貫的理論，這將是一個左右兩翼的思想綜合。"替代性的敘事是存在的，等待著降生。"

歐盟危機與哈貝馬斯的憲政方案

歐元區的債務危機不只是經濟問題，已經危及歐盟的治理機制甚至歐盟本身的存在。哈貝馬斯被公認為當今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以八十二歲的高齡挺身而出，執意捍衛歐盟的政治與文化理想。

2011年6月，他聯合十八位著名學者（包括鮑曼、貝克、赫爾德和萊維等）與政治家發表一封公開信，對歐盟政治的現狀及其造成的長程危害深感憂慮，敦促各國政府官員擔當政治領導的責任。"長期以來，歐洲領導人只是簡單地應對眼前的事件，而不是直接面對危機的根源。這種就事論事的政治方式已經瓦解了歐洲的團結，在歐洲公民中造成了困惑和不信任。"公開信指出，僅僅重複"節儉"政策是無效的，歐洲領導人應當重返政治議程，提出南北歐地區人民都能接受的經濟改革方案。只有新的政治才能恢復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信心。

11月，哈貝馬斯在巴黎第五大學和歌德學院發表演講。據德國《明鏡》週刊報導，哈貝馬斯當時難以抑制激憤的情緒，抨擊歐洲政客和技術官僚"毫無信念"，只是擔心失去自己的權勢，不惜犧牲歐洲一體化的目標。而歐洲的公民變成了無力的旁觀者。他大聲呼籲"歐洲規劃不能再以這種精英模式繼續下去"。

他在新近發表的《論歐洲憲政》一書中指出，權力從人民手中滑落，技術官僚早就在籌畫一場"悄然的政變"（a quiet coup d'état）。在歐盟的三個主要機構中，歐盟議會幾乎沒有影響，歐盟委員會擱置立場而無所作為，而真正在《里斯本條約》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歐盟理事會，但這是一個"從事政治卻未被授權的政府性機構"。他擔心，歐盟的擴張、一體化和民主化的進程有可能發生逆轉，戰後一代知識份子追求與熱愛的歐洲理想可能被葬送。

那麼，哈貝馬斯的解決方案是什麼？他在《論歐洲憲政》提出，應該為作為整體的歐洲制定一部憲法，為所有歐洲人建立公民資格和投票權。如果歐洲人既是自己國家的公民，同時又是作為整體歐洲的公民，歐盟官員將會更有效地被歐洲公民問責，而不是只對各自國家的政府負責。他主張只有同舟共濟，以更為緊密的一體化方案，才能克服當前危機中各自為政的分離趨勢。無論他的憲政方案是否可行，他認為回到過去，回到那個相互競爭、彼此猜疑的民族國家的歐洲是不可思議，也是不可接受的。

蘇聯解體的道德根源

在蘇聯解體二十周年之際，許多學者專家重新思考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緣由。美國俄羅斯研究學者阿戎（Leon Aron）與眾不同，不是以慣常的角度（經濟衰落，冷戰的外部壓力，不堪負重的軍備競賽與阿富汗戰爭，民族衝突，以及戈巴契夫個人的作用等等）進行分析，而是從道德意識的層面入手，對蘇聯解體的根源做出解釋。他在《外交政策》上發表文章，用了一個很長且聳人聽聞的標題："你以為你知道的關於蘇聯崩潰的一切都是錯誤的。"

蘇聯解體當然有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結構性原因，但阿戎指出，在1985至1989年間，這些結構性條件並沒有發生任何突然的惡化，以至於當時很少有人預見幾年之後蘇聯的解體。他認為，蘇聯社會真正的變化始於1980年代中期，來自人們內心的一種道德意識的覺醒：對虛假與敗壞的精神生活狀態的厭倦、憎惡甚至憤怒，使得現存的制度與生活方式"突然成為可恥的、不合法的和不可忍受的"。

1987年1月，戈巴契夫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說，"一種新的道德氛圍正在這個國家形成。"而對總理雷日科夫來說，1985年最可怕的社會特徵是其"道德狀況"："（我們）行賄和受賄，在報告中、在新聞裡、在高高的講臺上撒謊，陷落在自己的謊言中，彼此頒發勳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是如此。"戈巴契夫後來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說："蘇聯模式的失敗並不僅僅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它在文化層面上被挫敗了。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那些教育程度最高、最有思想的人，都在文化層面上拒絕這個模式，因為它不尊重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壓迫人。"

阿戎認為，今天莫斯科發生的抗議同樣具有深刻的道德涵義。雖然經濟復蘇獲得了相當的進展，"但統治精英的腐敗，新式的輿論審查，以及對公眾意見的公然藐視，已經滋生出疏離感和犬儒主義，開始接近（如果還未超過）1980年代早期的水準"。於是，二十多年前的口號"我們不能再像這樣生活下去了"再次成為人們的信念與訴求。他將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變遷與俄羅斯聯繫起來，告誡"在現代世界，經濟進步不能代替公民的自豪與自我尊重。除非我們牢記這一點，否則我們會不斷感到吃驚——對後蘇聯時代的'顏色革命'，對阿拉伯之春"以及對其他國家不可避免的民主巨變，一如當年對蘇聯的解體一樣。

哈威爾的遺產

捷克前總統哈威爾于2011年12月18日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西方知識界的主要報刊相繼刊登訃告與悼文，紀念這位經歷非凡的劇作家、異議人士和政治家。他被稱作"天鵝絨革命的象徵"，對東歐劇變的貢獻以及推動捷克重返歐洲的努力都將名垂青史。然而，如果僅僅從冷戰權力格局的轉變來評價哈威爾，可能就錯失了他最重要的精神遺產。

哈威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指出，"布拉格之春"一般被視作維護現存體制的力量與改革這個體制的力量之間的衝突。但人們常常忘記的是，這種衝突只是一出漫長戲劇的最後一幕及其不可避免的結局，而這出長劇始源於"社會的精神與良知的劇場"。而在這齣戲劇的開端，"存在著一些個體，他們要活在真相之中"，"這些人沒有通達實際權力的途徑，他們也不渴求權力"。

1990年2月，剛剛擔任總統的哈威爾在美國國會演講，他告誡急於要挫敗蘇聯的美國人"眼光要放遠些"。"如果在人類意識的領域中沒有一場全球性的革命，那麼在我們作為人之存在的領域中也沒有什麼會變得更好，世界走向災難也將不可避免。"在1991年出版的《夏日沉思》中他寫道，"這是我的責任，去反復強調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無論這在當前聽上去多麼滑稽或虛妄。"

在他看來，"生活在真相之中"是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條件，這在根本上是一種精神和道德的訴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而他所理解的民主是"基於一種完整的人性責任——對共同體的命運做出個人的回答"。他以一生的非凡經歷寫下自己個人的回答。他將作為當代歐洲的一位偉大公民被後人銘記。

帕菲特的哲學巨著問世

2011年2月，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德瑞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論緊要之事》（On What Matters）。這是長達一千一百四十頁的兩卷本哲學巨著。著名倫理學家辛格（Peter Singer）稱這是"一個重要的哲學事件"；雷丁大學哲學教授胡克爾（Brad Hooker）認為這本書"可能是自從1874年西季維克的《倫理學方法》發表之後最為重要的一部道德哲學著作"。

英國哲學家帕菲特於1942年出生在中國成都。他目前是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榮休高級研究員。此前只在1984年發表過一本著作《理與人》（Reasons and Persons），被（Alan Ryan）譽為"近乎天才之作"，由此奠定了他在英美哲學界的重要地位。《論緊要之事》早已成稿，十多年來在哲學界廣為流傳和討論。帕菲特徵集各種回應批評，反復修改，直到這部令人期待已久的著作問世。

《論緊要之事》處理道德哲學中的一個核心問題：道德判斷是否有客觀的真假可言？帕菲特針對主觀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哲學潮流，為道德客觀主義做出了有力的辯護。他考察了三種主要的哲學傳統（康得、契約論和效益論），論證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道德規則最終也是可以達成最好結果的規則，因此他所闡述的"規則後果主義"能夠更好地統合三種傳統。著作還收入了其他四位當代哲學家的批評意見以及帕菲特的回應。這部著作可能會激發新一輪持久而深入的道德哲學探索。

明星學者弗格森引發爭議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書《文明：西方與其餘地方》和他以往的許多著作一樣引發爭議。2011年11月，印度裔英國左翼作家米施拉（Pankaj Mishra）在《倫敦書評》上發表長篇書評《小心這個人》，尖銳批評弗格森的"白人文明優越論"。弗格森隨即投書抗議，言稱米施拉歪曲他的觀點並影射他"種族主義者"，要求為這一誹謗道歉。《倫敦書評》在通信版面發表了雙方的兩次交鋒文字，仍不可開交。最後弗格森聲稱要訴諸法律。

弗格森1964年出生於英國，在牛津大學畢業。先後在劍橋和牛津大學任教。2002年移居美國，目前在哈佛大學歷史系和商學院擔任講座教授。在過去十五年間，他發表了十四部著作，其中五部被製作為系列紀錄片在BBC第四頻道等媒體播出。2004年他被《時代》週刊選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百名人物之一。此外，弗格森多年前就預言了美國會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還發明了"中美國"（Chimerica）這一廣為流傳的新術語。弗格森是高調而雄辯的新保守派史學家。他對帝國歷史的闡述常被左翼批評者認為是"為殖民主義招魂"和"宣揚西方文明優越論"。

2011年人文社科領域的獲獎者與辭世者

2011年霍爾堡國際紀念獎由德國歷史學家尤爾根•科卡（Jürgen Kocka）獲得（獎金約合七十八萬五千美元）。頒獎辭稱讚科卡"是當今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推動了開明和民主的制度，使他與排外、特權和不平等相抗爭"。2011年度的坦普爾頓獎（獎金為一百萬英鎊）授予英國理論天體物理學家馬丁•裡斯（Martin J. Rees）。他對於宇宙的洞見引申出圍繞人類最高希望和最深恐懼的重大問題，由此激發的精神發展正是坦普爾頓獎長期追尋的目標。

2011年1月25日，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逝世，享年九十一歲。他的著作《意識形態的終結》、《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已成為二十世紀的學術經典，被認為具有"啟示錄"的意義。無論人們對他附加了多少似是而非的標籤，貝爾清楚地將自己界定為"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

3月9日，《華盛頓郵報》資深白宮記者、專欄作家大衛•布羅德（David Broder）病逝，終年八十一歲。他為該報寫作四十餘載，自1956年起報導每一屆美國總統大選。1973年，因報導評論"水門事件"獲得普利策新聞時評獎。

6月10日，九十六歲的英國作家、學者派翠克•雷•法默爾（Patrick Leigh Fermor）辭世。他被公認為"英國在世的最偉大的旅行作家"，代表作有《禮物的時節》和《在森林和湖泊之間》。法默爾的作品融入了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的豐富內涵。

12月15日，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美籍英國作家克裡斯朵夫•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病逝，終年六十二歲。早在1970年代，希欽斯已是倫敦的一名明星記者，爾後又成為美國知識界許多重要報刊的專欄作者，他的文筆堪稱一流，但他的立場和觀點常常引發爭議。希欽斯長期被視為激進的左派，但"9•11"事件之後他宣稱與左派立場決裂。他逝世之後，歐美各大報刊發表大量的悼文。

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