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香港國民教育學科爭議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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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自由的辯證：

關於香港國民教育學科爭議的反思

◎吳叡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副研究員）

最近香港特區政府試圖在小、中學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學科的政策，激起香港公民社會的強烈反對。長久習於自由的港人拒絕北京的洗腦教育，應是可預期之事，然而從一海之隔的臺灣觀之，這個事件的世界史意義卻是清晰無比：如果97領土轉移意味著中國在香港進行國家權威建構（state-building）的開端，那麼國民教育學科則是中國想要把港人改造成「真正的中國人」的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工程的起點。

國民教育的支持者主張，國民教育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世界各國都在施行。香港既已回歸中國，自當施行國民教育，培養國家認同。表面上看來似乎如此，因為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確實被切割為近兩百個主權國家，這些國家大都將自己界定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有國號、國旗、國歌，而總數七十億的人類則被納入非彼即此的國家之內，接受教育，學習對所屬國家的忠誠。我們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無國籍者難以容身，無處可逃的世界。然而我們必須理解，凡存在者並非皆合理，這個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而它的正當性也不是毫無問題的。 

已故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家Ernest Gellner曾經為民族（nation）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下了簡潔的定義：民族是享有共同意志、共同文化與共同政治邊界的共同體，而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意識型態，它相信這三種邊界的重合，乃是最自然、合理的秩序。然而Gellner告誡我們說，人類社會的文化與政治邊界自古以來就是混雜、模糊而不一致的，三種邊界的重合根本不是人類的本然面貌，而是現代化的產物。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產生了對同質、流動的，可以替換的勞動力的功能需求，然而同質化的社會不會自然發生，需要政治力的介入去促成。這就是十八世紀末誕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歷史任務：去「糾正」「不自然的」文化與政治邊界混雜的狀態。Gellner將這個邏輯濃縮成以下箴言：「不是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

這個「民族主義創造民族」的歷史過程是血跡斑斑的，因為任何試圖「清理」駁雜交錯、邊界模糊的人類地圖，將它改造成條理井然，彼此分隔的文化政治區塊的嘗試，都不得不仰賴暴力。政治學家Ben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所描繪的四波先後出現的民族主義—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革命、歐洲的群眾性語言民族主義、官方民族主義，以及二十世紀前半的亞非反殖民民族主義—在短短兩百年間整個重劃了人類政治地圖，創造了今天我們所存身的民族國家的世界。然而這也是最血腥的兩百年，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民族主義者們為了使政治邊界符合文化邊界，涉入了革命、戰爭、征服、奴役、強制遷徙、同化、教育灌輸、種族清洗與滅絕；他們付出重大的犧牲，創造了過去從未存在的民族與國家，但也造成了無數語言、文化、族群的消失。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世界，我們信仰為神聖美麗的疆域，其實有著一個不神聖的，暴力的起源。

上面這幅殘酷圖像，不只是亞、非、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史，而是源於西方文明核心地區，然後逐步擴散到全球的世界史。被認為是文明先進國代表的美、英、法等國，都在這段殘酷物語中一一現身。本文所關心的主題—「國民教育」的原型，就是第三共和時期的法國所創造的，它的目的在經由強制的語言同化與愛國主義灌輸，將佔人口絕大多數，完全不說法語，沒有法國認同的農村民眾改造成「法國人」。一般認為極度自由開放的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為了同化大量來自東歐的新移民，也進行了激進的第三共和式國民教育。「Melting pot」這個看似無害的暗喻之中，包含了渴望消滅他者的國家暴力。

民族主義從西方向世界各地擴散，在十九世紀末激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這股強大的意識型態與政治運動開始逐步將一個古老的帝國改造為現代民族國家。從十九世紀末到1950年代的半世紀，可謂現代中國民族國家與認同形成的關鍵期，然而1842年即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卻自始至終未曾（直接）參與這個過程。1895年割讓給日本的臺灣，同樣也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前，就離開了中國歷史的軌道。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北京為何如此汲汲於在香港推廣國民教育：1997年才納入領土，從未直接受到中國民族主義洗禮，而且又長期受到英國文化污染的港人，不僅是是「遲來的中國人」（belated Chinese），他們的中國性（Chineseness）也是不純正、不充分的，而不足、不純的中國性，則是港人對國家缺乏忠誠，不斷要求自主的根源，為了正本清源，應該清除港人殘餘的英國意識，將他們徹底改造為純正的中國人。這個邏輯，和1947年228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將臺灣人的反抗歸因於「日本的奴化」，如出一轍。從北京（或者1947年的南京）觀之，香港人和臺灣人都是「未完成」的中國人。

在前述的歷史脈絡下，我們或許可以將這次國民教育科事件理解為港人一次遲來的現代性 （belated modernity）洗禮，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經驗到現代民族國家直接向他們需索靈魂的忠誠。港人過去曾是大英帝國的臣民，而那是一個多民族帝國成員的身份，他們也從未被真正納入帝國的核心，也就是所謂the British nation之中，因此作為英帝國臣民的港人，是一種異質的、中間性的（liminal），而且相對自由的存在，他們的認同也是多元的，不確定的。如今，這群自由的、異質的人民首度被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納為「國民」，受到逐漸緊密的控制，並且被灌輸一種高度同質、一元化的認同與忠誠。歷史（History）姍姍來遲，但終於還是來到了美麗的自由港。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義》中說：「在世界史之中，唯有那些已經形成國家的民族才值得我們關心。」所以，被某個巨大的威權民族國家吞噬，被強制塑造為臣服的「國民」，就是今日香港人—或者明日的臺灣人？—的宿命嗎？或許未必如此，因為黑格爾是民族主義興起的預言家，然而我們卻處在後民族主義的二十一世紀初，我們擁有黑格爾當時所沒有，所不曾想像的力量—兩百年迂回曲折的民主政治洗禮。

確實，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自古有之，因為人類經營共同生活必需有邊界，不過在現代以前，國家的擴張力與穿透力有限，地球上仍有許多無國家社會，可以逃離國家掌握。如前所述，現代的民族/國家認同是現代性的產物之一（巨大的歷史運動與政治暴力的產物），對許多人而言，它是不請自來，被強加在身上的東西。它的一個特徵是無所不在，因為國家瓜分了地球上所有土地，所有人都毫無選擇地被納入特定國家之內，被需索忠誠—除了縱橫七海的海盜之外。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種令人不悅的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呢？在人類尚未進化到可以不靠政治權威就能產生自發性秩序（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世界）之前，我們恐怕得和某個被強加於我們身上的national identity共存，而且我們也將不可避免地被規定為某「國」的「國民」。怎麼辦？民主政治為我們提供了部分解答。所謂「民主」最古典的定義，就是組成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自我統治，而自我統治的人民，則被亞理斯多德稱為「公民」。這個古典的「民主」定義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應該將消極被動的「國民」身份轉化為積極主動，自我形塑，自我決定的「公民」認同。如果一個國民的身份暫時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我們要求至少擁有決定要成為哪一種「國民」的權力。我們做為某國國民的身份，以及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同，即使起源是不自由的，最終它應該被轉化為自由的、協商的、開放的身份與認同。誠如哲學家盧梭所說，即使最初的社會契約是預設的，然而被納入契約的公民有權在直接的政治參與過程中，不斷更新和國家之間的契約關係。他們有權就國家認同與國民身份的邊界、內容與象徵，進行自由地表達與討論，讓自己對這個共同體的想像與其他公民的想像相互碰撞、交融。最終，如果他們認為這個身份認同不再具有政治或情感的正當性，他們有權力終止這個契約，甚至脫離（exit）這個共同體。這是一個不完美的選擇，源於不完美的人性。

如今我們已經不可能再接受十九世紀式的國家強制，由上而下塑造認同的「國民教育」。我們要求的，是使我們有能力由下而上，自我塑造，自我形成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美國政治哲學家Amy Gutman將公民教育界定為「培養促進政治參與之諸美德的教育」。公民教育不是由上而下的強制灌輸，而是由下而上的辯論、協商與共識形成，它的基礎在於共同體的政治正當性，而不是任何大寫的「歷史」，抽象的「土地」「人民」，以及帶有劇毒的「血緣」。

特殊的歷史經驗雖然使香港人尚未產生強大的政治主體，但也賦予香港人一種宗主國人民所欠缺的開闊的，自由的，世界主義式的精神，這種精神使香港人必然會激烈抗拒宗主國那種「臣民」式的洗腦。站在臺灣觀看為自由而奮戰的香港人，筆者深刻體會到這個事實：自由的、世界的香港人唯一能接受的中國認同，是一個民主的，自我決定的，以及自我統治的公民認同。

（2012/8/16，臺北南港）

（本文刊登於香港明報週刊No. 2285, 2012/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