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權利而抗爭－關廠工人案的法律與社會意義
為權利而抗爭－關廠工人案的法律與社會意義
記者周瑞雨/台北報導
十七年前，多家廠商惡性倒閉，受害工人聯合起來要求政府介入與代位補償，並替台灣的勞動者們爭取到失業給付制度。十七年後，由受害工人集結而成立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不滿政府將代位補償定位為借貸關係，與政府進行長達兩年的訴訟，並於2014年3月7日贏得首次勝利，敗訴的勞動部宣告不再上訴，承諾全面撤訴與還款。關廠工人案不僅喚起社會對勞動者權利的重視，也改變了司法對行政機關角色的定位，為台灣工運史和法律史翻開新頁。
4/13(周日)在台大法律學院舉辦一場座談會，長期參與和關注關廠工人案的社會運動者、學生、律師與各界學者，大家齊聚一堂，除了探討此案所具有的法律和社會意義之外，也暢談抗爭過程的點點滴滴，現場有笑有淚，讓現場所有的聽眾相當感動。
前司法院大法官許宗力引用一段話:台灣普遍被拼經濟的魔咒束縛住，不論何政黨只要搬出GDP、股市表現、落後韓國新加坡的排名等，不論再怎麼蠻橫、荒謬、掠奪，大家都不敢違逆拼經濟的大旗。他指出關廠工人案就是雇主拼自己的經濟，對勞工的掠奪，政府與法令束手無策，讓成千上萬關廠工人勞工付出青春、健康與經濟的代價，還有抗爭者也不被社會所諒解。他認為如果政府只為拼經濟而一意孤行，關廠工人問題會一再發生。
許宗力指出，傳統上認為國家把錢借給私人是私法契約，但是此一案不能看表面，必須看實質內涵，重點在於國家沒有盡到監督雇主的義務，而做出的賠償或補償或代償，應該要適用公法契約的規範。台大法律學院林明鏘教授指出，此案件有三個意義，第一:財產權跟生命權密切關連，財產權的位階並非低下，尤其對弱勢者而言，是等於生命權一樣重要，不容忽視；第二:關廠工人案是少數用法律來解決社會爭議的案例，第三、勞動法中個人的利益與公共利益兩者不一定是對抗的，犧牲個人利益可能會連帶影響公共利益，會讓社會相對付出更多代價。林明鏘也提到一般人的思考不能離開社會生活經驗，法律人也一樣，法官不能把自己當化石人，跟社會脫節，判決才不會脫離社會經驗。幸好此案中法官不是只看案件表面，而願意深入去了解政府與民眾訂定的契約真正內涵。
中原大學徐偉群副教授形容此案是:「良知在司法官僚縫隙中閃耀的光亮。」他認為雖然此案勝訴，但司法官僚主義是不容樂觀的，因為司法系統充斥著:形式主義、結案至上、同儕和諧、講究期別倫理、不要強出頭的司法文化，這樣的文化由來已久。所幸還有些法律人沒有忘記初衷，這是運氣加上行動者努力的結果。他認為如果要追求實質的正義，就不能寄望於司法，抗爭並不是破壞體制，而是督促體制回到應該有的樣子，從此一角度看，就不是負面的成本，而是正面的力量。台灣民主的誕生就是花了這些社會成本而來，難道不值得嗎?法律人不能脫離現實，這跟法律教育有關係，他也帶領同學透過參與，希望不要只是生產出形式至上的法律人，經過與關廠工人的互動過程，同學們有很多的感受與想法，都化成學習的成果。
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鍾芳樺表示，社會運動是用體制外的方式告訴大家體制內的不足，人民有痛苦有不滿，無法透過體制內的途徑解決，才會上街頭，因此社運有其必要性。法律的目的是和諧，但達成目的的過程是爭戰、是抗爭，社會毒瘤才能割去。
台權會會長邱顯智律師表示，在關廠工人有好的結局之後來到研討會，他百感交集，很感謝有機會進到關廠工人的律師團，經歷過的人不會忘記任何一個moment，他細數這一年多來所經歷的過程，很欽佩桃園產業總工會以及這些關廠工人，有一位關廠女工阿媽曾經跟他說:我不是還不起錢，但是為何不還，還要一起跳下來抗爭？她說：如果我還了，那跟我一起的、還不起的同伴他們怎麼辦？有人得乳癌住院，想到這邊她也願意一起抗爭、不惜臥軌。邱顯智說從當中看到人性的光輝，有人不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別人而犧牲，還有很多學者甚至前大法官熱切的投入，這些點點滴滴讓他感覺到關廠案的過程與結果，對像他這樣的年輕律師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鼓舞。
參與抗爭行動的桃園產業總工會秘書王浩表示，一路走來感謝許多學生、學者、律師與部分法官等，關廠工人案的社會意義是台灣產業西進南進引發上萬勞工歇業問題，勞工大部分是不會為自己爭取權益的，尋求法律途徑的人也很少，就算勝訴也無法獲權益。公理正義需要長久不懈的努力與堅持，這是社運團體與學界、律師界合作的代表性案件。
法扶基金會秘書長陳為祥指出，此案也代表台灣的公益律師已經成型，關廠案有一批年輕有活力、有理念的公益律師、義務辯護律師群，學界也對此議題投入討論，不斷的辦研討會，讓社會氛圍改變，激發出一股解放力量，從一片黑暗中看到一線曙光，帶來希望。
圖一 長期參與和關注關廠工人案的社會運動者、學生、律師與各界學者，探討案件所具有的法律意義和社會意義。
圖二 參與關廠工人案的律師團暢談參與此案的點點滴滴，有笑有淚，現場氣氛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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