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人權日 學者吳景欽談冤案的關鍵「被濫用經驗法則」

聯合國人權日

學者吳景欽談冤案的關鍵「被濫用經驗法則」

(記者王正英/台北報導)

    一張沒有任何署名的備忘錄，不具證據能力，卻可以當作認定有罪的證據？一個反反覆覆、前後不一的賄賂金額，法官可以折衷金額寫在判決書？轟動一時的新北市營養午餐案件，一審的判決書內容令法界學者感到驚心動魄。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吳景欽參加2015年聯合國人權日「論事實之認定原則與人權保障─以刑事、行政爭訟議題為中心」論壇，以新北市多位校長涉及的營養午餐案探討「被濫用的經驗法則」。他指出一審判決裡，法官採取所謂經驗法則來認定事實，突顯出現行司法審判的問題，「經驗法則」恐已成為法官恣意與專斷的最佳掩飾工具。

    吳景欽指出，本案最大爭議乃源自2005年刑法第10條修正後，公務員的定義已採限縮規定，尤其公立學校的人員，已不再屬於公務員，除非依據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有依法從事公共事務，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才足稱公務員。而就目前學校所開辦的營養午餐，仍須由學生家長付費，則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學校所開辦者，實就屬單純的私法行為，自與所謂公共事務無關。而既然是由學生家長付款，並由學校代收付款的方式為之。則在經費非來自於國家補助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涉及任何公權力之行使，承辦此等業務者，也就不可能具有任何法定職權，更不可能因此成為刑法的公務員。

    吳景欽認為，本案司法機關認定公立學校校長針對營養午餐招標一事，乃在從事公共事務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故屬於刑法公務員，並因此可處以貪污罪的想法，實仍延續舊思維，嚴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至於被告是否有收受廠商回扣的部分，即便認為公立學校校長不是刑法公務員，但若有收受來自於廠商的利益，仍可能涉及諸如刑法的背信等罪。只是關於是否收受廠商賄賂的事實認定，卻不能僅憑審判者的主觀臆測。

    刑事訴訟法中，雖然強調被告有不自證己罪權與緘默權，吳景欽指出，即在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無庸舉證證明自己無罪，也不會因為保持緘默，致須負擔有罪的風險。只是不自證己罪，往往只是種理想。

    吳景欽表示，法官會請被告提不在場證明，但談何容易。例如要被告提出上個月的今天，晚上十點在哪的證據，按常情幾乎不可能，假設其在家，但問題是，若其是獨居，有誰可證明？又其若與父母在家，當然可以找父母出庭，但法官對於此證詞，肯定不會相信。但只是無法提出不在場證明就可以認定被告有罪嗎？看似符合常識，卻又詭異的理由，這種理所當然的經驗法則，真的經得起考驗嗎？

    吳景欽指出，廠商是證人證詞的可信性，有待探討，因為若以貪污罪來論處，行賄廠商亦有刑事責任，依據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只要自首或自白，都可獲得減刑或免刑。為了儘早脫離訴訟，檢察官誘導廠商合作，來全力指證被告也有可能。所以廠商都知道只要配合檢方的指控，就是自己脫身之道。本案廠商在法官提問時，每次回答都不一樣，這樣的證詞能不能當證據都是問題，法官也知道證人陳述不一，竟然採信而且還取中間值，來作為行賄金額的數目，實在令人驚訝。

    法官以最寬鬆的標準，以手寫備忘錄當成是認定有罪的證據，妥適嗎？吳景欽指出，檢方所搜得的所謂行賄備忘錄。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某些文書，由於具有特別高的可信性，雖屬傳聞證據，基於此可信性擔保，仍得為證據。惟此等文書畢竟屬傳聞的例外，自應以嚴格的標準為審視，所以，若無法從備忘錄裡，看出製作人是誰、明確的時間與事證，甚至有足以擔保可信性的證明，備忘錄就只能當成是一張紙，應不予採信。

    「冤案結構一樣，但背後都有它的故事。」吳景欽表示，在台灣，每每發生重大案件時，最不遵守偵查不公開應屬檢察官，常為了造成輿論氣氛，動輒放消息給媒體，而在輿論已經形成有罪心證下，不僅帶來法官必判有罪的壓力，一旦最終為無罪判決，就引發恐龍法官的質疑。而在如此的氣氛下，司法者往往又未能堅持無罪推定、證據裁判法則等等，又動輒以理所當然的經驗法則來認事用法，「冤罪」當然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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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吳景欽，以營養午餐案探討「被濫用的經驗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