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組黨在台灣政治思想史上的意義 ◎吳叡人

雷震組黨在台灣政治思想史上的意義 ◎吳叡人

時間：2009 年3月7日

地點：紀念雷震逝世30周年研討會

雷震先生和傅正先生，他們在1960年代跨出那一步，去和本省籍人士合作組黨這個動作，其實是一個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這種跨族群的政治菁英的合作本身有什麼意義呢？我想從這個角度來跟大家分享我個人的感受與想法。

在正式談他們的行為之前，我想先談一個東西，那就是「所有的政治行動都需要思想、價值或信念」。我們現在因為選舉搞多了，大家不太相信任何政治人物的宣傳，我們只相信主導政治行動背後的動機就是「利益」。這有一定的現實性，但是純靠利益本身是不夠的，也一定要有一些精神性的東西、一些信念、一些價值、一些你真正相信的原則。要是沒有那樣的東西的話，純依照現實利益去行動的政治型態或政治人物，它必然會墮落，必然會世俗化，最後就是會變質。像台灣戰後政治史中本省、外省的政治菁英的合作，這麼複雜的一個現象，更是不可能只單靠利益分配、或局部利益的交換（以非正常的方式把一部份人拉進權力集團的邊緣位置以滿足其向上流動的欲望）就可以解釋的。特別是在台灣戰後本省和外省族群在政治關係非常不對等的情況下，要讓優勢群體放下自己原有掌握的權力和利益，然後去跟弱勢群體站在一起，去實踐一個普遍性的價值，這基本上是違反一般人對利益的認知。那是什麼樣的力量可以讓一個人，超越一般人對現實利益的認知，去做這樣的事情，那需要的是觀念（idea），需要的是價值，然後還需要對這些觀念與價值的信念。如果借用哲學家祈克果的話來講，需要一個信念的飛躍（leap of faith），如果沒有這種跳躍，你是很不容易去超越你原來佔據的有利位置。

雷震先生和傅正先生，他們和台灣本地的政治家合作籌組中國民主黨這樣的行動本身是非常特別的，在一個族群關係是階層性關係的政治結構中，要讓佔有優勢位置的族群菁英跟比較弱勢的族群菁英，去進行合作來改造那樣的體制，這在全世界類似的情境中是非常少見的例子。我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行動背後確實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元素，我把它稱為「兩個自由概念」的融合過程。也就是兩群在台灣先來後到的人，他們都是為了追求自由來到台灣的。從兩個不同歷史脈絡中產生出的兩種對自由的想像，這兩種不同的想像，在自由這個理念的基礎上面，跨越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政治現實，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去進行結合的嘗試。

這裡我借用的是英國猶太裔哲學家Isaiah Berlin的一篇著名文章【自由的兩種概念】，他說在政治思想史上，一般我們談到自由有兩種不同的想像，一種叫作消極自由，就是freedom from，一種不被干預的自由，你不要管我太多，很多事是我自己的權利，這在政治上就會表現為憲政主義，我們用憲法去約制政府的權力，保障人民的權利，這是消極自由的概念。那另外一種自由的概念叫作積極自由，是freedom to，不只是你不能干擾我，而且我還能更積極地去決定我是誰、我的自我實現，這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民主自決的概念、自我統治（self-government）的概念，延伸出去就是民族自決、民族主義，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也是這樣積極自由的體現形式之一。

從這樣去看的話，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大陸籍自由主義者，他們在台灣的論述是比較強調消極自由，這裡面有它的歷史背景，這群大陸籍的自由主義者他們不願意接受中共這種極權主義的統治而來到台灣，他們不願意被一個鋪天蓋地的極權主義國家所操控。然而國民黨在1950年代要模仿共產黨去搞黨改造，弄成一個台灣小規模的極權主義態勢，這也是後來自由中國批判的對象，它非常害怕國家這個巨靈，會把個人給吃掉。但從台灣本地的政治運動來看，台灣從1920年代有一個民族運動的傳統，用政治哲學的語言去說它，就是積極的自由，也就是自我統治。因為都是外來，都是別人來管我，所以要出頭天的想法很強烈。這兩個脈絡都是對自由的嚮往，但是他們的著重點不太一樣。

雷震先生那時候願意去跨出來跟本地政治菁英，去進行中國民主黨的組黨計劃，他的實踐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橋樑角色，把兩個歷史脈絡所產生出來對自由的憧憬與想像連結起來。當時大陸籍的自由主義者，甚至包括早期的雷先生比較常談自由，而不談民主，照理論來說，自由主義的原則若要在一個國家社會裡面實踐，它必然成為liberal democracy，不可能沒有民主，可是為什麼只談自由不談民主，因為談自由可以不用處理的「誰是民」的問題，民主就有「誰是民」的問題，民的範圍是全中國還是只有台灣的問題。那當時來到台灣的大陸籍自由主義者認知到如果在台灣這個空間範圍裡面討論民主，你勢必要討論到把權力依照正常的民主規範交還給大多數的本省籍人士，民主化等於就是台灣化，而會違背當時大陸籍自由主義者他們的中國民族主義信念和價值，這一步是很不容易跨越的。從另一方面，台灣政治菁英有對「自治」、「台人治台」的強烈渴望，但他們對於消極自由比較沒有那麼深切的體會，即使像1928年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主張台灣憲法，外表看是憲政主義，但它限制的是總督的權力，，台灣憲法幾乎是當時戰前體制內準台獨的思考，它最終的目的仍是希望台人自治。台灣的政治傳統一直都有「外來」的國家進來的問題，所以導致在思考上，產生「有什麼支配就產生什麼反抗的邏輯」的邏輯。

雷震先生這種跨越行動，我贊成是因為他把民主當做最優位的信念，這不能輕易小看，因為即使到今天，我都不確定很多在主張民主的人，是否把民主當做最優位的價值。而雷震先生他們那時候，因為對民主的信仰強烈到去用這樣的信仰，去克服他原有的情感，比方說對中國的情感、文化的情感，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他從原本是中國自由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者，後來因為戰亂移居台灣，在台灣這個空間現實當中，如果要實施自由主義的政治，一定需要台灣社會的基礎，也就意味著要和本地人合作，那麼你就不能只談自由，非得要談到民主制不可，也就是共享權力不可，那這種在台灣所建立的自由民主體制，等於是實現了台灣人追求自我統治的理念。那這樣就等於從中國自由主義轉化成台灣的自由主義。這是理念與歷史現實之間的互動、相互修正的過程。如果沒有對理念具有強烈的信念，是不會去做這樣的動作。最終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大陸籍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到後來是被他們中國民族主義的信念所克服，而不是反過來用自由或民主去克服民族主義。

雷震先生的政治行動在台灣政治史上，是第一次統治與被統治族群的菁英，跨越了在政治和文化矛盾的一個很高層次的結盟關係。戰前1930年代台灣有地方自治聯盟，當時他們參選名單裡面有幾個日本人，可是那時的合作層次是不高的，是很地方的選舉，而且是合法的。所以說雷先生他們在這麼高的層次上，做出這麼困難的決定，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事件。他們的合作是建立在不太一樣但有共通性的價值，也就是自由。對雷先生來講要他放棄在國民黨內部的位置，對他現實利益而言沒有任何利益，但他放棄了，如果沒有信念是不可能做到這樣的事情。這個事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是促成了「視野的融合」，兩種歷史經驗、兩種不同的語彙在台灣這個空間中、實踐中融合，它們最後共同成為了台灣政治傳統中的寶貴資產，一方面我們知道國家過於強大會壓迫到個人自由，但我們也知道我們需要用自我統治去獲得政治的正當性，這兩種自由成為台灣這個空間中不同群體間的共同資產，在未來我們都可以去運用它，這是一種記憶。

這種基於價值上的族群合作在當時是根本性地違反統治者的利益，所以當然是會被懲罰，後期的移民者加入台灣，並為了台灣這塊土地坐牢，付出自由的代價，雷先生可能是第一位，為了一個層次很高的行動付出代價。我們常說日本時代的矢內原忠雄很同情台灣和朝鮮，他也曾從東大校長的位置被追放，但他不是為了台灣，他當時是為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像雷震先生這樣來到台灣，然後在台灣這個空間做了一個要跟台灣這塊土地結合的動作，而且要克服他的情感，還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做為後輩，我認為我們在道德上虧欠雷先生非常多。在雷先生他們這樣的努力被懲罰後，台灣後來不同族群政治菁英之間的關係，就是少數統治族群利用局部的利益分配的方式，把少數的人納入體制的邊緣，都是利益考量，已經沒有再看到什麼價值，要等到1970年代中後期黨外民主運動，才看到第二代，當時幸好有傅正先生的連繫，但還是晚了二十年。這二十年付出了很大的歷史代價，國民黨少數統治的體制茍延殘喘地延續了二十年，加深了本省人心中的怨和不滿，這不滿後來爆發出來就更強烈、更不容易和解。所以蔣介石在1960年代逮捕雷先生是付出了後來台灣族群和諧很大的政治代價。

公民記者 林竣達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