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台灣社區影像研討會：影像的在地紀錄、生產與社會實踐

文 / 劉嘉雯（社區影像工作者）

編按：
社造學會與國藝會在去年十一月共同舉辦的「2009台灣社區影像研討會：影像的在地紀錄、生產與社會實踐」，本期電子報特別邀請影像工作者劉嘉雯暨本次研討會籌備者之一，與各界朋友分享後續的反思與行動。

　　社造學會與國藝會在去年十一月共同舉辦的「2009台灣社區影像研討會：影像的在地紀錄、生產與社會實踐」，除了是一次對於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社區影像發展脈絡的回顧之外，也特別針對近年來此一領域中幾項蓬勃發展的議題進行探討，例如：影像工作者與社區互動的角色關係、社區影像培力的模式與實踐經驗、社區劇情片的產生、以及地方影展的興起等。

    我很榮幸能夠參與本次研討會籌備、議題發想與執行的過程，本文將就這次與會的觀察，以及這幾年來在社區實作的粗淺經驗，進行以下幾點反思，並進一步思考議題延伸的可能性：

一、社區影像：注重過程與集體創作的美學

    在研討會前進行專家諮詢會議或個別諮詢時，便發現對於「社區影像」的定義，各人有不同的見解，例如：是否一定要由社區居民所拍攝的影像才叫做社區影像？那麼「社區居民」指的又是誰，是住在一定社區範圍內的居民、還是泛指所有相對於媒體或學院之外的一般社會大眾？另外像是「勞動轟拍」所生產的工人自拍影像、或是由專業影像工作者進入社區蹲點所進行的紀錄，是否也屬於此一範疇？

    即使上述問題仍有討論的空間，但幾乎所有人都不會反對，社區影像所要呈現的是相對於主流媒體的美學形式與觀點、是不同於學院教育所生產出的創作作品。

    研討會中陳怡君導演率先拋出了「紀錄片的四個象限」這個概念，認為社區紀錄片的美學是「注重過程與集體創作」，這樣的論點在之後陳素香導演「勞動轟拍」的案例中得到了支持。陳導演認為工人自己拍攝的紀錄片，個別來看都絕非專業、菁英式、具美感形式的作品，但是集結起來似乎就產生了一種力量，她為這樣的集體創作下了一個十分貼切的標題：「打群架的美學路線」。

    曾吉賢導演進而提出「平民美學」與「平民史觀」，認為社區影像應跳脫美感、劇情、技巧等形式的討論，社區影像的價值在於建立在地觀點，更長遠地來看，是讓社區民眾用影像為自己生長的地方寫歷史、建置屬於社區的影像資料庫。「社區影像資料庫」的概念挑戰了單一作者、個人創作的形式，某種程度上也揚棄了「作者論」的觀影方式。

    另一方面，陳亮丰導演則提出對於「去作者論」的質疑，她認為在紀錄片的生產過程中作者的角色很難被忽略，即使是集體作者都好，因為一個（或一群）「有意識的作者」是發動紀錄的原動力。

　　我非常贊同陳素香導演所謂「打群架的美學」，我以為，社區影像的去作者（品）論，所指的應該是「去單一作者（品）論」，也就是重視集體創作的過程，同時生產出來的影像可以作為公共性的運用，不為單一創作者所獨占、消費。至於作品的美感形式和藝術價值，原本就很難有客觀的標準，社區影像沒有必要排斥主流的影像美學，但是也不需要刻意去模仿；社區影像工作者或培力者所欲堅持的，該是影像生產的原創性、自主性和批判精神。

二、社區影像培力，究竟要「培力」什麼？

記得在研討會第一天下午的專題，有位觀眾發問：「『社區』影像培力和影像培力有什麼不同？」這個「一針見血」的問題，其實也就是要我們去思考「社區影像」的主角究竟是「社區」還是「影像」？而社區影像培力所要「培力」的又是什麼？
為探討以上的問題，我將研討會中所提到的影像培力模式大致分為三種類型，雖然這樣的分類方式可能稍嫌粗糙：

（一）以「影像」為主的模式：
大多以影片賞析、基礎影像概念與紀錄工具操作教學為主，或兼有社會／社區議題的討論與批判，但參與的學員不一定是社區組織成員，拍攝的議題也不一定要以社區為主。例如早期全景工作室的地方攝影人才培訓、部分社區大學的影像製作課程等。

（二）以「社群」為主的模式：
以影像作為某個族群或社群集體行動的工具，重視集體創作過程所產生的力量，影像技巧的傳授倒是其次。例如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勞動轟拍」、「工傷轟拍」、「移工轟拍」三系列。

（三）以「社造」為主的模式：
課程目的大多是以影像紀錄作為社區營造的工具，也就是「用影像做社造」的概念，因此在學員組成上會希望以社區組織成員為主，課程設計上，也強調社區與影像並重。例如文建會社區營造經費補助下各縣市的社區影像培力課程。

　　上述第（一）種培力模式，或許最容易培養出具備影像創作能力的個人紀錄者；第（二）種適合運用於某種集體意識與社會行動的產生；第（三）種模式乍看之下似乎較為符合我們對於社區影像培力的想像，然而來自於政府單位的補助同時也帶來了問題：當社區影像被限制在既定的社造模式之中，社區被教導的會不會只是：來上影像的課就能獲取更多政府的資源？當然，來上課的學員中也不乏真正有心從事社區紀錄者，但是政府會計年度的壓力，迫使這些初學者只能在短時間內硬是「生」出幾部不夠純熟的作品，然後就等年度結案報告、製作一份成果合輯交差，至於結訓後到底還有多少學員願意繼續紀錄社區，似乎也就不得而知了。

    在研討會之前，我們曾經拜訪南藝大音像紀錄所的井迎瑞教授，他也提出了類似的批判。井教授認為，相對於學院的菁英教育而言，社區影像教育屬於民眾教育，應該從社區居民的生活層面切入，慢慢地讓他們熟悉用影像工具去紀錄日常生活發生的事，久而久之，許多生活的片段集結起來便成為一種社區意識、甚至是歷史的縮影。井教授說，目前台灣的各種社區影像培力課程，仍是以菁英教育的方式，要求學員在一定時間內產生作品，然後再舉辦影展去消費這些社區影片。

　　在我所參與過的社區影像培力課程中，學員最常提出的問題便是：我所拍攝的影片一定要與社區議題相關嗎？紀錄個人的心路歷程或是家族歷史，算不算是社區影像的一部分？我想這得要回到之前的問題：社區影像培力要「培力」的究竟是什麼？我的回答是：社區裡的所有個人、家庭、社區組織以及整個社區。因為社區是由「人」所組成的，個人的生命史及家族史，不可能被排拒於社區或社會的大歷史之外。我以為，當一個社區學員因為參與紀錄片的課程，而達到自我滿足、自我實現甚至是自我治療的功用時，同時也就達到所謂的「培力」了。

三、看見由下而上做社造的契機：大湖社區的《山中歲月》

研討會中最令我驚艷的案例之一，應該是嘉義縣大湖社區自製的電影《山中歲月》。在研討會籌備期間，我們得知有這樣一個案例，大家都非常興奮而好奇，很想知道社區自己拍出來的電影會是什麼樣子。當我們第一次看到一小時長的版本，在毫無社區歷史脈絡的情況之下，老實說，實在很難理解電影中專屬於在地的俚語及幽默方式；但是在拜訪過影片發想者、也就是社區理事長夫婦之後，瞭解到影片產生的動機，其實是源自於之前所進行的社區資源調查，同時也得知《山中歲月》不但是由在地人演在地故事，影片完成後在社區內首映時，幾乎是整個社區的居民都擠進了活動中心觀賞（在我多次參與社區影片放映的經驗之中，這簡直是令人不敢相信的奇蹟～），當下我們一致認為這是最佳的影像社造案例，後來從研討會的回饋中也印證了這個想法。

為什麼會想到用拍電影來做社造？林繼志導演說，之前也曾經用紀錄片的方式進行社區資源調查與口述歷史，但是在社區內放映時的迴響並不熱絡，一方面是紀錄片的內容未能引起居民的興趣，另一方面則是居民的參與感沒有那麼深，不像拍電影般可以發揮每個人的表演欲。
原本以為只是一部無俚頭的社區電影，《山中歲月》的案例讓我產生前所未有的思考：社區劇情片創作是否比社區紀錄片更有可能達成「由下而上的社區營造」？不過，社區劇情片創作的經驗畢竟比社區紀錄片更不容易複製，因為是專屬於在地的故事情節，離開在地之後的放映是否還能具有同樣的力量，或許還有待觀察。
   

四、延伸的行動：跨地域的社區影像交流

在社區影像的生產過程中，社區巡迴放映應是最末端的「鑑賞端」，讓影像成果被看見，也開啟另一個對話的可能性。從社區營造的角度來看，影像是具有流動性的工具，跨地域的社區影像交流，能夠促進社區與社區之間的對話，讓具有類似生存議題的社區相互看見與學習，進而產生共同的力量。

社造學會在台北市的社區影像人才培訓工作已紮根兩年，今年度更計畫於已具社區影像發展基礎的北部五縣市（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