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馬克思鮮為人知的私人生活
卡爾•馬克思鮮為人知的私人生活
The private life of Karl Marx
◎Troy Jollimore
馬克思不知我們之所知：他不知道他就是卡爾•馬克思。如果他知道這一點，那對他是多大的安慰啊，過去多少時刻他不時自問他一生的工作是否會對他人產生影響，他和家人在創建自己的思想理論大廈過程中所忍受的諸多犧牲最終是否會因為他在歷史上的作用而被證明。也許即使我們自己享有後見之明的便利，仍然無法回答那個問題：鑒於無法想像一個沒有馬克思的二十世紀，他所從事事業的影響到底是好還是壞，從整體講，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不過，無容置疑的是，馬克思對當時那個世紀產生了深刻而激進的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繼續下去。這個人有時也對思想力量是否能改變現實表示懷疑，這個人的一句名言寫道：“哲學家們總是試圖描繪世界-而關鍵是要改變它，”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思想會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世界發展的進程。
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如此重大，在這一點上，卡爾•馬克思這個名字似乎很難和一個普通人聯繫在一起。人們很容易忘記，在那些大部頭的書後面，在這些書中所表達的更令人生畏的思想系統後面站著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瑪麗•加布裡埃爾的馬克思家庭的新傳記，《愛與資本》中明確表明，馬克思的確是個普通人：一點不錯，他一個哲學家和革命思想家，但同時又是一個丈夫和父親，深愛家人卻忍受著無法養活自己家人的巨大焦慮。
馬克思更加人性化的方面被他的誹謗者和支持者盡情發揮。加布裡埃爾寫道，有些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試圖壓制人們去瞭解其偶像的歷史和行為，不僅壓制帶有一定誹謗性的言論（例如，當他妻子在歐洲懇求親屬提供經濟援助時，他和家庭女傭人生下一個私生子），還隱瞞卡爾有一個綽號（他的親密朋友和親戚稱他為“莫爾”）這樣無關痛癢的事實。
但試圖昇華馬克思作為人的形象是即愚蠢又帶有誤導性。“個人即政治”的觀點如果不是老生常談，業已成為家常便飯，但它仍然是真實的，卡爾馬克思的生活和思想為其不可分割性提供了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例子。如果不熟悉他的生活細節，就不能充分認識馬克思思想中的極端要素。舉一個明顯的例子，生活早期，他親眼目睹家庭成員及其同夥遭受政治迫害，這肯定更堅定了他抗拒國家權力的決心，加深了他對國家權力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限制人們自由和維持現狀的認識。“自由”，他在1875年寫道，“就是將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組織轉換成完全附屬於社會的組織”-這一宣言清楚地表明瞭他自己的看法和許多以他的名義最終實施方案之間的距離。
更廣泛地說，它必將有助於我們理解馬克思經濟批判的整體意義和意圖，從而瞭解他和燕妮，他的妻子，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相當沉重，並持續悲慘的貧困之中，依靠支持他們朋友的捐助（最可靠的是弗裡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的終身心靈夥伴和“共產黨宣言”的作者之一）。加布裡埃爾寫道：“這個寫《資本論》的人是一個非凡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古典主義者，社會科學家和作家，但他也非常熟悉那些被財富世界包圍卻深陷貧困人們所遭受精神緩慢死亡的痛苦。”
如果這對馬克思艱難，那對燕妮肯定更加艱難。她於1814年出生在普魯士，比她未來的丈夫早4年，燕妮•馮威斯特法倫在一個貴族家庭長大成人，但繼承了她父親相對激進的政治觀點。雖然她知道與年輕卡爾的結合就意味著告別舒適的特權生活，但她不可能預測到她與馬克思在一起生活將是多麼窘迫和貧困。卡爾馬克思的新聞作品為他掙了一點錢，他的哲學著作卻分文不獲。他和燕妮生活中都期待他的傑作，《資本論》，能獲得足夠的資金，以減輕他們的的債務並讓他們經濟上穩定下來。但寫書花的時間比預期的更長-馬克思完成時間比出版商的最後期限晚了16年-而又一個16年後當第一張版稅支票抵達時，它只能被交給他的孩子們，因為他和燕妮幾年前就已去世。
《資本論》可稱之謂巨，卻姍姍來遲，正應了馬克思的特點。他一生中不止一次向一些出版商承諾為這樣或那樣的主題寫一本簡短的小冊子，而超過最後期限數月或數年後才交稿，一交就是一部幾百頁的巨著。加布裡埃爾對馬克思這樣寫道：
[他]從來沒有按期限交稿，從不遵守長度限制，或者按要求的方式完成一項任務（最後唯一的例外是《共產黨宣言》）。這個問題不是缺乏主動性，而是他的探索精神。馬克思就是不能把研究擱一邊，開始專心寫作；他對未知的東西如醉如癡，他覺得只有他對不斷發展的主題從每一個角度都諳熟於心，他才能將其理論落實到紙面上。但那，當然，是不可能的-知識的殿堂是無限且易變，雖然他在其剩餘的日子裡會樂於流連其中，但合同在身，他必須停止深究。
此外，馬克思的求知欲遠非使他分心的唯一原因。無論他到哪裡，他的政治活動都會引起了當局的注意，他全家好幾年時間都在歐洲顛簸，從一個歐洲國家搬到另一個，最後終於找到一個不再被驅逐的家-倫敦。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健康不佳，不斷忍受各種疾病引起的疼痛。（一個特別人性化的事件就是他寫信給恩格斯，說他由於痔瘡不得不放棄到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去讀書，這“比法國大革命對我的折磨更加痛苦。”）除此還有其他更加巨大的痛苦：這對夫妻的七個孩子中有四個-包括所有三個兒子-都先後夭折。也許在《愛與資本論》中最令人心酸的時刻是在他第二個兒子，8歲愛德格，或“穆施”的葬禮上，馬克思對試圖安慰他的人們大聲吼叫，“我再也見不到我的孩子！”
《愛與資本》中很大篇幅是寫馬克思三個倖存的女兒。像他們的父親一樣，她們往往也是熱衷於知識探索，具有社會改革熱情。像他們的父親一樣，她們也為生活艱辛所困擾-事實上，三個女兒中有兩個最終自絕於己手。這讓人們無不為之倍感同情，並不時由衷欽佩，這些女人和她們的母親，在多方面來講，終究是生活在馬克思的影子中。然而，儘管加布裡埃爾做出巨大努力，人們讀完書後仍然感覺與她們，與馬克思本人還是有些遙遠和陌生。《愛與資本論》歷經深入研究而寫成，出色地重現歷史事實，但它至少仍留下一些遺憾，讀者渴望更深層地探討書中主人公們生活的日常細節，更個性化的肖像，而不是一個勾勒巧妙的大略圖。
也許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於其主要人物的特性所致，加布裡埃爾寫道，他“往往是激烈議論，智力上傲視他人，對任何不同意他的人是出了名的急脾氣，他經常飲酒發作......常常導致口頭吵架或肢體衝突，他沒有時間拘泥細節；沒有時間應對那些被人類異化情緒衝昏頭腦的人，馬克思總是疏遠那些遇到他的人“。然而，就在同一頁上，她指出：“如果馬克思不是因為工作焦慮而備受不眠之夜困擾或疾病打擊的話，他私下裡還是很熱情，友愛，善良，被公認為是非常容易相處的人。”事實上，許多到馬克思家做客的人都驚喜地說這個偉大理論家原來是那麼熱情，好客，和迷人。
書中有些最動人的時刻不是集中在抒寫馬克思與妻子和女兒的關係上，而是他的友誼；也許，在這些時候，他才充分展示其通情達理的人性一面。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攬責在身，繼續他的宏偉巨著，收集彙編他朋友經常聲稱幾近完成“資本論”的最後幾卷。一次，他對一個熟人寫道，“在過去的幾天，我一直將1842年至1862年的信件進行整理排序。我看到過去歲月在我眼前穿梭，是那麼栩栩如生，我們過去戰勝對手後的快樂場景一一浮現。我們許多早期的所作所為讓我哭泣，讓我歡笑；過去的記憶畢竟無法泯滅我們的幽默感。”一個早已過世人物的幽默感，以及性格中其他此類細微之處，對傳記作家而言是極為難以捕捉的。但在這個傳紀和其他段落中，我們得到了另一個馬克思的線索，一個影子般的馬克思總是莫名其妙地逃脫人們的視線，即使是在瑪麗•加布裡埃爾重新人性化的描繪中也是如此。
Marx’s Not-So-Marxist Marriage
◎Mary Gabriel
馬克思做夢都想通過革命賦權人民大眾，但他自己的妻子與女兒卻被奴使，苦苦支撐著這個家庭。傳記作者瑪麗•加百列告訴我們，馬克思的家庭生活透露了革命的諷刺性。
卡爾•馬克思有言：“如果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話，那就是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句話最好的證據就是馬克思在倫敦的家庭生活。在那裡，馬克思統治著五個頗具獻身精神的女人，她們共同的人生目標（這幾乎是她們唯一的人生目標）就是讓馬克思做他想要做的——改變世界。假如馬克思是一位國王，那他就擁有最忠誠的情婦；假如他是一位宗教名人，那他就擁有最狂熱的信徒。
但他是一位革命者，一位窮困潦倒，嗜好喝酒的天才。
實際上，他們的家庭生活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典型的維多利亞時期家庭。馬克思是毋庸置疑的一家之主，那些他生命中的女人——他的妻子珍妮、三個女兒珍妮辰、蘿拉和埃莉諾，還有伴隨這個家庭終身的傭人海倫•戴蒙特——就成天圍著他轉。這些女人用馬克思當記者掙來的微薄收入，還有其親密朋友弗裡德里希•恩格斯的可觀資助，令人驚奇地維持著體面生活。（實際上，馬克思的批評者常常針對他“中產階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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