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義】
按已具國內法地位而且優先於其他法律而適用（註一）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固明定「人道待遇原則」，而且第6條：「一 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二 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三 生命之剝奪構成殘害人群罪時，本公約締約國公認本條不得認為授權任何締約國以任何方式減免其依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規定所負之任何義務。四 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一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邀大赦、特赦或減刑。五 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罪，不得判處死刑；懷胎婦女被判死刑，不得執行其刑。六 本公約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而延緩或阻止死刑之廢除。」也明定「生存權」之保障。
惟人權委員會第20號一般性意見、第6號一般性意見（註二）也僅分別揭示「6.委員會指出，長時間單獨監禁遭拘留者或囚禁者可能構成第7條所禁止的行為。正如委員會在其一般性意見6(16)中指出的那樣，《公約》第6條籠統提及廢除死刑的用語強烈暗示，希望廢除死刑。此外，當締約國對最嚴重罪行實行死刑時，不僅必須根據第6條規定嚴格限制死刑，而且在執行死刑時應儘量減少身心痛苦。」「6.雖然按照第六條第2至第6款的規定來看，締約國並沒有義務徹底廢除死刑，但它們有義務限制死刑的執行，特別是對“最嚴重罪行”以外的案例，廢除這種刑罰，因此，它們必須考慮參照這項規定，審查它們的刑法，同時，無論如何，它們有義務把死刑的適用範圍局限於“最嚴重的罪行”。本條款也一般性地提到廢除死刑，其語氣強烈暗示(第二條第2款和第6款)，各國宜於廢除死刑，委員會總結說，應當認爲所有廢除死刑的措施都屬於第四十條所意指的在享受生存權利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從而應當就此向委員會提出報告。委員會注意到，若干締約國已廢除死刑或暫停執行死刑。然而，從締約國的報告來看，在廢除或限制死刑的執行方面，所獲的進展相當不理想。7. 委員會認爲，“最嚴重罪行”這個詞的意義必須嚴格限定，它意味著死刑應當是十分特殊的措施。由第六條的規定來看，死刑的判處只能按照犯罪時有效並且不違反本《公約》規定的法律行之。《公約》規定的程式保證必須遵守，包括有權由一個獨立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審訊、無罪假定原則、對被告方的最低限度保證和由較高級法庭審查的權利，這些是尋求赦免或減刑等特定權利以外的權利。」。
是按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至第6款的規定來看，我國並沒有義務徹底廢除死刑，但有義務限制死刑的執行，特別是對「最嚴重罪行」以外的案例，廢除這種刑罰，我國也必須考慮參照這項規定，審查我國刑法，把死刑的適用範圍局限於「最嚴重的罪行」（註三），而且宜廢除死刑。另從國家契約說的角度來看，人民以繳稅、犧牲某些自由及權利等，主要是來換取「國家的保護」，而非同意讓「國家剝奪自己的生命」。從而，法部人權報告「以不求處死刑為宜」，本文可接受。
另外，在「埃及檢方求處穆巴拉克死刑」報導中，是檢察官求處死刑，至於宣告之刑是否為「死刑」，則尚須法院審理後始知曉。
【註解】
註一：實務上，請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9年度抗字第192號民事裁定：「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時，除引用國家賠償法第11條第2 項及民事訴訟法第538 條第1 項、第3 項外，尚有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為請求，而此二項公約已成國內法而有優先適用之效力，法院審理案件時亦無裁量權而應受拘束，故鈞院裁定未審酌此部分聲請之依據，顯有脫漏，爰聲請補充裁定等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簡上字第201號民事判決：「按「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而依98年4 月22日總統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 、4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是以法院行使審判職權時，自應遵循、審酌此二公約之規定、精神，甚應優先於國內法律而為適用（施行法第8 條規定施行後2 年內各級政府機關應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而就不符部分為制( 訂) 定、修正或廢止，其意旨即應具優先性），則有關勞務給付之各契約，其適用、解釋法律自不得違於上開工作權、勞動權之自由選擇和接受工作、有尊嚴之勞動條件等人權內容，並應依此為原有法規範在客觀上應有目的與功能之再出發，且工作權亦為本國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其內容不僅使勞工有工作之機會，更由於勞動契約之社會化，勞工經由勞務之提供，並得以維持、發展其職業能力，建立群體生活、社會評價，實踐工作價值及保持其人格尊嚴，易言之，勞務不應只保留於經濟層面之評價，其更應擴及於勞工人格權益之保護，故勞務提供亦屬工作權之重要內容，基此意義，勞工在其業務性質上對勞務之提供有特別合理之利益，且雇主無優越而值得保護之利益（如停業、雙方信賴基礎喪失等）時，即應課予並要求雇主踐行其受領勞工勞務之從給付義務，如此始符誠信原則及上開公約有關工作權之保障意旨。」；學說見解，請參廖福特著，法院應否及如何適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台灣法學雜誌第163期，2010年11月1日。
註二：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lic/Attachment/15269155092.doc
註三：請參【新聞疑義386】妨害兵役條例，刪除部分死罪?（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parent_path=,1,660,&article_category_id=283&job_id
=172369&article_id=97144）、
【新聞疑義400】水利法修正，毀設備釀災免除死刑！（http://blog.rootlaw.com.tw/gs/2011/05/13/%e3%80%90%e6%96%b0%e8%81%9e%e7%96%91%e7%be%a9400%e3%80%91%e6%b0%b4%e5%88%a9%e6%b3%95%e4%bf%ae%e6%ad%a3%ef%bc%8c%e6%af%80%e8%a8%ad%e5%82%99%e9%87%80%e7%81%bd%e5%85%8d%e9%99%a4%e6%ad%bb%e5%88%91/）等。
回應文章建議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