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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

按「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註一），而且「人性尊嚴」亦為人民固有基本權，損及人性尊嚴或違反人性尊嚴之情事，自應避免（註二），所以，通訊傳播應維護人性尊嚴（註三），屬於國民全體之公共電視，其節目之製播，亦應維護人性尊嚴（註四），科學技術研究機構與人員，於推動或進行科學技術研究時，也應善盡對生命尊嚴及人性倫理之維護義務（註五）；更甚者，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也係基於「生命尊嚴」，而明定「在尊重不可治癒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下，對末期病人實施安寧緩和醫療」（註六）。

又已具國內法地位而且優先於其他法律而適用（註七）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一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二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必要之措施：(一)設法減低死產率及嬰兒死亡率，並促進兒童之健康發育；(二)改良環境及工業衛生之所有方面；(三)預防、療治及撲滅各種傳染病、風土病、職業病及其他疾病；(四)創造環境，確保人人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藥服務與醫藥護理。」所明定之「身心健康權」，是一項全部包含在內的權利，也包含決定健康的基本因素（如享有適當的衛生條件、充足的安全食物），而且是權利也是自由（自由包括掌握自己健康和身體的權利，包括性和生育上的自由【註八】，以及不受干擾的權利），而其實現，乃要求「為全面實現健康權採取適當的法律、行政、預算、司法、促進及其他措施」（註九）。

是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及「掌握自己健康和身體的權利（死亡權應屬掌握自己健康和身體的權利之範疇，與『墮胎』、『取幹細胞』尚涉及胎兒生命權，有所不同；與性自主僅涉『道德』、『公共利益』等，較為接近）」，似非不得肯認維基百科：「安樂死（希臘文：Ευθανασία，英語：Euthanasia，「eu」意「好」、「thanasia」衍生自死神塔那托斯），有「好的死亡」或「無痛苦的死亡」的含意，是一種給予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無痛楚、或更嚴謹而言「盡其量減小痛楚地」致死的行為或措施，一般用於在個別患者出現了無法醫治的長期顯性病症，因病情到了晚期或不治之症，對病人造成極大的負擔，不願再受病痛折磨而採取的了結生命的措施時，經過醫生和病人雙方同意後進行，以通過提前死亡的方式減輕痛苦。目前醫學界對「安樂死」並沒有統一的定義，不過在操作層面，主要可分為「主動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 / 臨終關懷」兩大類，前者是按病人要求，主動為病人結束生命（例如透過注射方式）；後者是按病人意願停止療程（例如除去病人的維生系統或讓病人停止服藥），使其自然死亡。以荷蘭為例，目前荷蘭要執行安樂死，須出自病人意願，且有醫生證明病人正處於「不能減輕」和「不能忍受」的痛苦中，醫生和病人之間也得先達成共識，確認安樂死已經是他們的唯一選擇。安樂死在許多國家引發了很大的爭議（例如美國的特麗•夏沃的案）。目前已立法容許安樂死的地方有荷蘭、比利時、美國奧勒崗州等等。」所稱「主動安樂死」。

惟「主動安樂死」，與「安寧緩和醫療」、「被動安樂死/臨終關懷」仍屬有間，其所涉「道德風險」比「安寧緩和醫療」、「被動安樂死/臨終關懷」高出很多，是基於平等原則「不等者，不等之」之精神，縱使立法肯認「主動安樂死」，也應採取比「安寧緩和醫療」、「被動安樂死/臨終關懷」較高要求之法律設計（即構成要件上及安樂死執行程序上，應較嚴格）。

另外，須注意的是，我國目前，除「得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為安寧緩和醫療」外，尚不得協助「主動安樂死」，千萬不要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以免涉及刑法第275條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註十），被處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註十一）。

【延伸閱讀】

0. 王耘婕，中央大學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自願主動安樂死的出路 —從死亡權的角度分析（http://thesis.lib.ncu.edu.tw/ETD-db/ETD-search-c/getfile?URN=90134005&filename=90134005.pdf）。
0. 紀麗鳳，中央大學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死亡權之研究：辛格的進路(http://thesis.lib.ncu.edu.tw/ETD-db/ETD-search/getfile?URN=92134017&filename=92134017.pdf)。

【註解】

註一：釋字第603號解釋參照。

註二：釋字第656、490號解釋參照。

註三：通訊傳播基本法第5條參照。

註四：公共電視法第11條第5款參照。

註五：科學技術基本法第8條參照。

註六：自由時報90年10月間之「提升末期病人生命尊嚴  立法院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報導：「立法院院會5月23日三讀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在不可治癒的末期病人或其家屬同意下，病人可選擇不再接受延長瀕死期的醫療處置，以「勿傷害原則」讓病人自然死亡，提升末期病人的生命尊嚴及家屬權益。健保局決定自7月起將安寧病房療護納入健保給付，初期將試辦一年，提供癌症末期病患更好的醫療照護。「安樂死」在現階段的醫療處置上仍有極大爭議，不過同樣是解除病人痛苦的緩和醫療，在執行手段、生命倫理、家屬心態等各方面都可被接受下，立法院完成「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為自然死取得程序正當性，法案列出實施緩和醫療的要件及程序、醫師的處置作為及相關罰責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規定，安寧療護的末期病人是指罹患嚴重疾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病人死亡已經無法避免者稱之。除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緩和醫療外，二十歲以上成人也可預立意願書，並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在病人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為之，意願人可隨時撤回意願的表示。而末期病人在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得由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病人行使權利。在實施程序上，安寧緩和醫療是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的痛苦，在臨終或無生命跡象時，僅施予緩解性、支持性的醫療照護，或是不施予心肺復甦術，心肺復甦術治療包括氣管內插管、電擊、人工呼吸、急救藥物注射等其他強迫救治行為，延長病人的瀕死期。至於判定病人是否適用緩和醫療，應由兩位醫師診斷確定為末期病人才能適用，而且其中一位醫師應具專科醫師資格。醫生在實施緩和醫療時，應將治療方針告知病人或家屬。如果醫生在缺乏兩位醫生斷定、或是在相關意願人沒有簽署意願書下，逕行實施緩和醫療，可處六到三十萬元罰鍰，嚴重者將處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參照。

註七：實務上，請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9年度抗字第192號民事裁定：「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時，除引用國家賠償法第11條第2 項及民事訴訟法第538 條第1 項、第3 項外，尚有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為請求，而此二項公約已成國內法而有優先適用之效力，法院審理案件時亦無裁量權而應受拘束，故鈞院裁定未審酌此部分聲請之依據，顯有脫漏，爰聲請補充裁定等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簡上字第201號民事判決：「按「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而依98年4 月22日總統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 、4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是以法院行使審判職權時，自應遵循、審酌此二公約之規定、精神，甚應優先於國內法律而為適用（施行法第8 條規定施行後2 年內各級政府機關應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而就不符部分為制( 訂) 定、修正或廢止，其意旨即應具優先性），則有關勞務給付之各契約，其適用、解釋法律自不得違於上開工作權、勞動權之自由選擇和接受工作、有尊嚴之勞動條件等人權內容，並應依此為原有法規範在客觀上應有目的與功能之再出發，且工作權亦為本國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其內容不僅使勞工有工作之機會，更由於勞動契約之社會化，勞工經由勞務之提供，並得以維持、發展其職業能力，建立群體生活、社會評價，實踐工作價值及保持其人格尊嚴，易言之，勞務不應只保留於經濟層面之評價，其更應擴及於勞工人格權益之保護，故勞務提供亦屬工作權之重要內容，基此意義，勞工在其業務性質上對勞務之提供有特別合理之利益，且雇主無優越而值得保護之利益（如停業、雙方信賴基礎喪失等）時，即應課予並要求雇主踐行其受領勞工勞務之從給付義務，如此始符誠信原則及上開公約有關工作權之保障意旨。」；學說見解，請參廖福特著，法院應否及如何適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台灣法學雜誌第163期，2010年11月1日。

註八：陳新民大法官在釋字第666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本號解釋也未有隻字片語提到成年國民的性自主權，對於成年國民的自主性性行為，如果與「營利」有關，是否其受到憲法保障之範圍應有不同？大法官過去的解釋提供饒有意義的探究素材。爰先以性言論與性資訊散佈來與論述：大法官在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雖然言明性言論的表現與性資訊的流通，涉及社會的風化，不論是否出於營利之目的，皆受到憲法言論及出版自由的保障。但其是否可得以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本號解釋值得重視之處，乃是憲法第十一條保障的言論與出版自由，即使涉及到「性」，同樣不應是否為營利，都可獲得同樣的憲法保障。而在性行為方面，大法官在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更明白宣示：性行為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故得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惟依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於不妨礙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始受保障。在本號（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理由書中，大法官首先肯認：性行為屬於個人人格權之一，故有「性自主」之權利。然而鑑於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及第五五二號解釋），故得以做為限制性行為自由之依據。在限制依據方面，大法官雖然以憲法第二十二條作為保障性自主之依據，但仍然以比例原則作為有無違憲侵犯此性自主權之依據。易言之，與上述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的檢驗標準，並無二致。由大法官解釋的「體系正義」（die Systemsgerechtigkeit）而論，由這兩號解釋大概可以導出於本案有關的解釋標準：性自主行為，不論營利與否，皆屬於人格權之範疇；立法者必須在有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的必要情形，方得立法拘束之。但仍受憲法第二十三條之保障。而在限制性自主及性言論行為的「公益需求」方面：這兩號解釋似乎提出明確度各不相同的立論。在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乃援引憲法婚姻制度的「制度性保障」作為限制性自主的依據，法益位階甚高，內容自然較為清楚明瞭。反而在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則較為模糊，因為其認為：「釋憲者就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共通價值所為之判斷，原則上應與尊重…，除為維護社會多數共通性價值所必要，而得以法律或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加以限制者外，仍應對少數性文化族群，依其性道德感情與對社會風化之認知而形諸為性言論表現，或性資訊流通，予以保障」。此見解顯然認為儘管社會有「共通的性道德標準與價值判斷」，但為了「保護少數族群的性道德與文化」，似乎立法者便必須尊重此些「少數判斷」乎？而在本號解釋，大法官則未援引釋字第五五四號或第六一七號解釋的往例，檢討系爭條文的「公益需求」何在，只逕自肯定為維護公序良俗及國民健康之故。而援引平等權作為違憲立論，大法官未如往例先論究審查基準，究採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例如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第五七五號、第五七八、五八○號、第五八四號、第五九三號、第六○五號、第六三九號及第六四七號），亦或是採取較嚴格的「中度審查」標準（例如釋字第四九○號、第五六○號、第六一八號、第六二六號、第六四九號），甚至最「嚴格」的審查基準（第三六五號）。解釋理由書（第一段及第三段）雖也約略提出「實質關聯」之用語（且其立論僅是：性交易雙方乃以「共同完成性交易行為」為其本質。見理由書第三段），顯示應採中度審查標準，但卻未有論述其「較嚴格審查」之處何在。故這種作出違反平等權的標準，也不無失之草率。」認為性行為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稱「性自由屬身心健康權」不同。

註九：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所以有關身心健康權應參照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lic/Attachment/152614212090.pdf）。

註十：但刑法第275條第1項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須於他人起意自殺之後，對於其自殺行為加以助力，以促成或便利其自殺為要件。若事前對於他人因其他原因有所責詈，而於其人因羞忿難堪自萌短見之行為，並未加以阻力，僅作旁觀態度，不加阻止者，尚不能繩以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87號判例參照。

註十一：請參【新聞疑義198】人生悲歌！安樂死、帕金森氏症以及加工死亡？、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parent_path=,1,660,&article_category_id=283&job_id

=167843&article_id=93790、http://blog.rootlaw.com.tw/gs/2010/12/28/%e3%80%90%e6%96%b0%e8%81%9e%e7%96%91%e7%be%a9198%e3%80%91%e4%ba%ba%e7%94%9f%e6%82%b2%e6%ad%8c%ef%bc%81%e5%ae%89%e6%a8%82%e6%ad%bb%e3%80%81%e5%b8%95%e9%87%91%e6%a3%ae%e6%b0%8f%e7%97%87%e4%bb%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