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姚聖杰、盧蔚淇／台北市報導】「邪惡的凱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觀。」這一句引用自愛爾蘭哲學家艾德蒙．伯克的話，印在《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一書的封面上，重重的刺進許多讀者的心中。翻開《沉默》一書，書中描繪的多起事件，加害學童以及受害學童之間的關係，其他相關人員處理事件的應變能力，政府機關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等，陳昭如以理性卻溫暖的文字，為這起事件留下最真實的記錄。
《沉默》 為特教生發聲
二○○六年起，台灣南部某特教學校陸續遭揭發一百多起「學生對學生」的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當事人皆為無法言語、沒有聽覺的聽障生，可怕的是，當一位女學生鼓起勇氣，透過紙條向信任的老師求救時，老師卻視而不見，要求她保持「沉默」，直到女學生身體不適，在媽媽的詢問下，才發現這起事件，並且向人本教育基金會提出協助，殊不知這只是性侵案例中的冰山一角。
在人本多次追蹤事件後續並進行受害學生、行為學生以及校方教職人員的採訪調查之後，才發現這是在公務員的消極處理、教職員工的漠視、害怕引起爭端的態度下，產生這麼多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卻一直不被外界所知的情況。而許多行為學生也曾是受害者，卻在沒人傾聽他們的痛苦、害怕中，把這些情感扭曲，重複加諸在比他們更小的孩童身上，形成一種可怕的循環。
陳昭如在書中提到，「『惡』的存在是很弔詭的，有時不必刻意加害他人，只要站在一旁觀望『惡』的進行，就算沒有動手殺人，也會導致惡的結果。」《沉默》一書真實記錄了多起事件的始末，校方的態度、老師的立場、教育部官員的說詞，對比人本團隊的努力、家長們的心聲、孩子的想法，讀完更讓人為特教生的處境感到不捨與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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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昭如希望大家能夠重視教育的問題 |
從主流媒體產生的疑惑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陳昭如，大學時期做過學生報的編輯工作，畢業後陸續在台灣春秋、首都早報、自立早報等媒體進行編輯、寫評論的工作。直到二○○○年左右，陳昭如漸漸對媒體生態產生疑慮，做為一個專門寫社論、書評的媒體人，她開始感受到媒體產業的式微，評論空間也被壓縮，「原本一個專題可以寫八千字，邀稿卻希望我只寫八百，如果八百字可以寫議題，何必要八千字的版面呢？」。
陳昭如的最後一個工作是做《Living》女性雜誌，她說：「做為一個女人，當然會喜歡時尚、流行的東西，但要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想這些事情，對我來說有點痛苦。」因此做了一年後，她什麼後路都沒考慮過就辭職了。「十幾年的過程中，一定會有挫折的」陳昭如說，有固定工作，生活當然較穩定，可是當自己一個人當槍匹馬出來闖的時候，什麼東西都要自己試，雖然仍以文字工作為主，但也接觸了包括廣告文案、電視劇劇本、腳本等不同性質的工作。
《油症》與《沉默》 記錄社會事件
「麵包重要還是不重要？要自己從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陳昭如說，偶爾還是會接一些商業的案子，但保留了一些空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二○○九年的時候，陳昭如以前在自立早報的同事，也是知名記錄片導演蔡崇隆，當時正在拍攝《油症─與毒共存》，邀請陳昭如為記錄片另外寫一本小冊子，採訪油症受害者，把影片無法交代清楚的部分做進一步的說明。
這次的採訪工作帶給陳昭如很大的影響，一九七九年爆發的油症事件，是當時最嚴重的食安議題，這份工作完成後，陳昭如認為，對於不了解事件全貌的人而言，看完記錄片以及小冊子，還是會對很多細節不清楚，她對蔡崇隆說：「應該要有人把整個油症事件寫清楚。」而蔡崇隆回應說：「應該有人，就是你，全台灣沒有人比我們兩個人更清楚這件事情了。」陳昭如便花時間蒐集資料、進行採訪，並出版了《被遺忘的1979─台灣油症事件三十年》。
「《沉默》這起事件也是蔡崇隆跟我說的」，原來人本教育基金會一直希望有人能幫忙把這起事件記錄下來，陳昭如便主動打電話給人本，聊了一兩次，就發現情況遠比她想像的嚴重，尤其在她看了許多案例以及媒體報導，她發現所有新聞報導不只不全面，也非常偏頗，甚至不討論事件的始末。
傾聽他人故事 帶來正面影響
這兩次採訪經驗，讓陳昭如感受很深。長時間在媒體寫評論的她，第一次具體的去面對人群，聆聽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的痛苦，「你很難置身事外」陳昭如說，「我不見得真正幫得了他們，我擅長的是文字，希望能讓文字產生影響，讓更多人理解、知道這件事情。」
「我認為《油症》裡面的受害者也好，《沉默》的受害者也罷，他們需要的只是有人去傾聽他們的故事」陳昭如在這兩次採訪中做了一個嘗試，就是不預設題目，「既然是經歷、生命故事，那就不太需要去列題目」，我只想了解他跟他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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