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總統跟環保團體如何互動

做為職業公民運動家，對於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全力以赴，因為我的生活所得都是來自公眾捐款，而且非政府組織的工作又帶有使命性與改革性，所以對被賦予任務如何能有突破性進展，我都必須努力達成。當有機會跟總統會面傳達理念，不管誰執政，我都覺得不該放棄，就算總統聽不進去，我還是會一次又一次，不斷努力溝通建言。在拜會總統時候，沒有「我」這個人，只有代表「我」的「組織」身份。所以對於很多非政府組從業人員，太多「我」而少代表組織與背後支持者，我有時候是不太能接受。

今年「全國NGOs環境會議」進入十四年，經歷三任總統，從陳水扁、馬英九到現任蔡英文，我剛好都有機會入府表達意見。在陳水扁總統的時候，初期見面比較像是行禮如儀，環團給的意見也很難落實，最後他索性任命環保團體出身張國龍當環保署長，期待解決民間爭議，這對他來說最簡單。但是當時政經局勢，朝小野大，最終署長還是下台。但總統當時一些不具敏感的決議，如公務人員環境教育四小時數、室內溫度未滿28度不開冷氣、召開國家永續發展會等，還是對台灣環境運全面啓蒙建構制度與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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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NGOs環境會議」2004開始召開，是在他第一任末舉行，他首次出席，之後每一年環團還是都有機會在各種場合跟他見面。那是首次政黨輪替的年代，社運團體對當時朝小野大，民進黨執政艱困處境充滿同情與憐憫，但對大開發破壞環境運動的政策又是氣憤難耐，那是一種複雜糾葛的心情。

到了馬英九執政年代，被壓抑八年親綠的公民團體慢慢又活起來了。環保團體分裂成三派，主張延續制度見面，另一派就是討厭馬英九，對他不期待，第三派是尊重大會決議。我在馬執政後期2013年又再回到環境會議運作平台，在強調建構制度性優先居上風，反馬派退出籌備會議，這段時間多次激烈衝突。我個人看到，是沒有整體，而是個人喜惡居上風。而在馬時代，擔心出席公眾場合抗爭不斷，最後就變成入府跟馬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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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運作十多年，每年談的都是老問題。2013見面沒有進度，代表動保團體的我，在2014年拜會我只提兩個訴求：一、總統與民間團體見面所為裁示，府方應該責成行政院依職權辦理並由國發會追蹤管考，不宜讓民間團體被迫自行追蹤，還感受不到政府誠意，讓見面意義大打折扣，也陷總統於不義。二、請總統落實本會於去年「世界地球日」會面與今年初「總統與動物保護團體座談會」會中承諾。總統當下有承諾了，但是呢？面幕僚根本沒有交辦與後續。我其實慢慢發現這個總統權利不是被架空，就是非常形式主義。

這場拜會後續，還是沒有動靜。到了2015年再一次拜會，我再次提出「列管」要求，我心想連續給你說兩年，不相信臉皮還很厚。當年總算開始由國發會每三季列管公佈一次。問題來了，透過每三個月一次列管，變成作文比賽。因為列管結果，如果團體對回應不滿意，後續如何溝通，這套機制卻沒有建構。於是，我在一位政府部門退休高官協助下，用一年時間去追蹤我們團體所關心的問題。也思索如何建構監督機制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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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馬在卸任前夕，蔡就任前，環保團體地球日前後相繼拜會。蔡承諾由國發會列管，同時也責成她提名不分區立委陳曼麗負責搭起政策協商平台。很遺憾，蔡總統就職之後的交接出了問題。總統府居然把「選前總統與環保團體建言」與「2016全國NGOs環境會議結論」當做陳情案轉國發會處理。而且「選前總統與環保團體建言」總統當下是全部支持，變成陳情按回覆一次就沒。而「2016全國NGOs環境會議」結論也根本沒處理。

後來我們有找國發會承辦人員來了解，他也清楚不該這樣，但官僚運作讓他變成這樣。這樣一拖，又是一年。今年原本依慣例要跟蔡總統，初期溝通非常不順利，府方都以總統沒空拒絕。後來透過關係，才有機會見面讓制度延續。

我在籌備會議內部強烈要求要把情況讓總統知道，當今年召集團體負責人高茹萍如實面告總統時，總統其實很驚訝，用嚴厲眼神看一下旁邊代理秘書長。秘書長回說，他有注意到，才把行程放回去。我相信蔡總統是信守承諾，今年見面也跟過往不一樣，採取開會形式，能回答能裁示都立刻處理，時間也從一小時延長到兩小時，環團訴求也由國發會，三個月公告一次。政策上有任何問題，環保署長也是主要窗口，相較過往兩任總統這些都是從來沒有過，而這也是環保團體記取快十年多教訓，提出比較可行與長久可運作機制。

「2016全國NGOs環境會議執行小組」初步也有共識，「全國NGOs環境會議結論」經由國發會將各部會的資料會整，環保團體就知道各部會的立場．然後再透過立法院永續會跟環保署的行政對話的平台來把問題釐清跟解決，這樣未來會議運作也會更有效率。

總之，改革有非常多道路可以選擇，體制外抗爭不但需要，也可以讓體制內溝通遊說更具民意基礎。社會問題如同人身體疾病，小病好醫，大病可能需要長期治療，還不一定有救，社運家某一個身份就是社會改革醫生，萬一不小心開錯藥方，國家社會也會跟著喪命，絕對不得不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