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碳稅 讓下一代能安心入睡
中國發展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近日在新發表的《2050中?能源和碳排放?告》中，建議中國四至五年內全面開徵碳稅(*1)；而台灣的財政部日前公佈的「中長程財政健全方案」中，打頭陣的「綠色稅制」改革，則最快在後年就會開徵能源稅(*2)。
不論是碳稅或是能源稅，全球絕不僅只有海峽兩岸在討論；像法國總統沙柯吉(Nicolas Sarkozy)在九月時也宣佈，將自明年起全面課徵碳稅，每噸碳將課徵17歐元(台幣約714元)(*3)。另一方面，美國參議院正在審議的《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 ACES)》草案裏，則針對若美國實施了碳總量管制與交易，必須也對他國課徵碳關稅(carbon tariff)的條文，也讓許多國家啟動了相關討論。
課徵碳稅 能抑止碳排
從氣候變遷的角度來看，課徵碳稅、環境稅或能源稅，都是為了能夠延緩全球暖化的速度；也藉由價格手段，讓消費者能更珍惜能源的使用，並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畢竟覆巢之下無完卵，若人類再不阻止全球氣溫上升，現有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不出百年就會隨著氣候變遷加劇而跟著瓦解。
不過，不論是產業界或是一般大眾，對於「加稅」一事總是不太舒服。當七月份由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所作的《綠色稅制之研究》報告發表後，工商團體馬上表明反對的立場；他們還語帶恐嚇地說，台灣開徵能源稅不但將使二十萬人失業，更可能使四口之家每月的能源支出，由現有的五千元爆增至一萬元(*4)。
台灣的能源稅到底有沒有開徵的必要，或許可以先從兩個層面來看。首先，課徵能源稅到底能不能阻止全球暖化；再來，課了能源稅之後，是否代表我們會繳更多的錢給政府。
價格手段 讓減碳政策更有效
以七月所發表的《綠色稅制之研究》報告為例，依其中學者所提供的公式換算，課徵能源及環境稅之後的第十年，預估將可減少排放八千八百多萬噸溫室氣體。這樣數量的溫室氣體，大約等同於台灣今日碳污染量的三分之一。
然而，依照學者的估算，這十年內台灣的碳排放仍會繼續成長，若僅課徵了能源與環境稅，而沒有搭配其他減碳手段的話，只能減緩碳污染量的成長，卻無法阻止排碳量年年創新高。至於馬總統在競選時所承諾，要在「2020年前將碳排放量回到2008年的水準、2025年前減至2005年的水準」，更是無法光靠能源稅與環境稅就達成目標。
也就是說，除了課稅之外，政府仍須配合推出許多「非稅手段」，才有可能達成我國的減碳目標。
但是，對學者而言，能源稅所代表的「價格政策」，卻能幫助其他的減碳手段。簡單舉個例子來說，台灣一般家庭每度電的電價，現只有日本的一半不到、九五無鉛汽油也比日本便宜兩成，但要台灣消費者和日本消費者一樣，主動選擇節能的電器或小客車，邏輯上是不太可能達到的。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蕭代基就指出，任何的減碳手段，只要能配合適當的價格政策，都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他認為，唯有用課稅的方式，產業對於溫室氣體才不會浮報，而等能源與環境稅上軌道之後，國家再對碳排放量作總量管制才會有效。
「能源稅不會是唯一的減碳作法，」蕭代基強調，很多非稅手段的減碳效果，都要配合稅制才會有用，要不然效果都會很弱。他指出必須即早將「碳」定價，才能可能達成減碳的目標。
蕭代基的說法，某一程度也回應了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現任教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史登教授(Nicolas Stern)的立場。史登日前在北京發表演說，指人類若要把升溫控制在兩度以內，必須藉由碳定價的方式，將全球碳排總量從今日約500億噸(50 gigatonnes)、在2030年減至350億噸、並在2050年減至200億噸(*5)。在經濟學家的眼裏，碳稅、能源稅與環境稅等碳定價手段，將會是各國減碳政策裏重要的一環。
另外，在這次台灣賦改會提出能源與環境稅改革方案後，所引發另一個爭議點是，當能源稅或能源與環境稅開始課徵後，是否就代表每個人繳給政府的錢會倍增，甚至在十年後為國庫帶來兩千億到八千億元的稅收?
能源稅目的 非著眼充實國庫
從整個能源稅制定方向的看來，政府並不是因為快破產了，所以才巧立名目新增一條稅收。能源稅的目的，是政府希望藉由價格手段，讓民眾能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甚至是逐步改變生活習慣。它的重點，其實是在避免能源浪費。
或許可以這樣說，課碳稅或能源與環境稅的目的，其實某一部份是為了要「課不到稅」，讓整個社會能逐漸脫離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當能源的價格逐漸合理化了，大家為了不與荷包作對，自然會把節能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事，也就會讓整體的台灣社會，大步邁向低碳經濟的未來。
此外，根據目前學者的規劃，能源稅也將整合現有的貨物稅、汽燃費、石油基金等；環境稅則能整合空污費、土污費，並取消印花稅及娛樂稅等，讓能源與環境的稅收更統一。而像調整綜合所得稅、調整營利事業所得稅等，都是配套採取的減稅措施。
不過，當油電價格變貴後，對某些弱勢族群而言，的確會造成另一種傷害；比如說需要生活在冷氣房裏的燒燙傷者，或是每日得仰賴洗腎機的腎毒患者等。針對這一類弱勢團體或低收入戶，政府就必須事先規劃相關的配套措施，才能讓能源與環境稅一方面能落實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卻又不會因油電價格上揚，對弱勢團體造成傷害。
綠稅改革 創造綠領機會
最後，就是有關開徵能源稅後，究竟會不會造成大規模的失業潮。這樣的論戰其實不只在台灣，在準備開徵碳稅的法國、或是遊說團體發達的美國，工商團體一但警覺到過去不用負擔的外部污染成本，必須要開始羅列在內部損益的報表時，很自然地就會開始反彈。
暫且不論「少數人賺錢、多數人糟殃」的環境正義論述，或是像「在一個死亡的行星上，是沒有經濟行為的」這類警語，行政機關在國會遊說能源與環境稅時，絕不能忽略在碳稅開徵後，對台灣社會要多強調其所可能帶來的新工作機會。
就像當美國審議中的《清潔能源與安全法》，之前在通過眾議院表決時，許多議員都強調這項法案，將帶來許多的綠領工作；同樣的在台灣，不論是能源與環境稅或碳排放交易體系，都會使更多綠領工作職缺愈來愈多，或許已喊了幾十年的產業轉型，可借由碳稅或能源稅的力道大力開展。
台灣這幾年的經濟表現，早該名列在已開發國家之列，而台灣2006年的人均碳排放量是13.2噸，也已比我們競爭對手日本的9.8噸及南韓的10.4噸要高，和歐盟的人均碳排量差不多(*5)。現在不論是歐盟、日本或是南韓，都已開始對2020年訂出更積極的目標，台灣如果不更快採取如碳稅等減碳作為，終將和人均碳排接近20噸的美國、加拿大與澳洲一般，成為全球氣候危機的共同正犯。
為了人類能繼續在地球上生存，不論像是碳稅、碳排放總量管制、甚或是像在太空放鏡子等地球工程，正是全球各國正共同討論的方向。對於中產階級而言，這正是目賭全球社會進行綠色革命的時代，如果中產階級能站對方向，讓社會朝向更低碳的方向前進，則它不只能繼續保有中產階段現有的財富，更等同為將來年老的自己，買了一份關於氣候安全的保險；也才能為我們正細心呵護的下一代，爭取到更安全生存在地球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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