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談判不是只談減碳量

相反地，當看到國內有主流媒體以「富國拒絕減量、減碳破局」為題，為坎昆氣候會議下結論，我是感到錯愕的。我認為只狹隘看減碳承諾，就作出的媒體報導，不僅會阻礙進展，還會掩蔽了機會。坎昆氣候會議為全球氣候變遷行動的風向球，在重重困難中，我看到氣候變遷已經產生的負面效應，但也看到公部門與私部門非常強烈的行動訊號；氣候變遷考驗生存能力與行動實力，也考驗思考態度與價值觀。

國際協商難有捷徑

　國際協商是個注重程序、錙銖必較，以及合縱連橫的過程，主要會議(plenary meeting)開始後，即以大大小小的會議展開協商，包括檢視氣候公約組織(UNFCCC)在財務面、科學、技術、方法學的執行成效，以及在氣候議定書(KP)與氣候公約(LCA)兩大架構下，分開討論新草案內容。這類的國際會議，常先以各國各自表述開始凝聚共識，接著逐章節逐字修改草案，從意見分歧到全體同意草案，是非常耗時耗力的。

　在今年坎昆氣候會議開始前，先在天津召開的會前會裏，就已經有一份協商草案出爐，各國也提出他們的協商版本，並為以哪個版本為主進行修改即爭議不休。協商草案必須要錙銖必較，是指細到用詞選字、標點符號、單數多數名詞，以及段落邏輯的承接，都要仔細推敲。

　舉例而言，小島國聯盟慣用「最受氣候變遷威脅國家」而非「受氣候變遷威脅國家」，前者主要指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 LDC)與小島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若用後者，國家如巴基斯坦也將被納入，而分散了資源。因此，當許多開發中國家以誠切激昂的語氣，強調氣候變遷對國家產生的威脅時，協商者聽的關鍵在於「其立論是否與過去不同，是否影響到資源分配，跟哪些國家的論調比較一致，是否有合作機會或反而產生排擠效應」。另外，使用冒號跟分號，也代表「包含」與「或是」的差異，反映了承諾的範圍與替換性。

平衡方案擺脫大國主導

　這次協商成果，之所以獲得壓倒性的支持，重點在於大會使用了一套平衡式解決方案(Balanced package solutions)，讓各國意見都能夠部分納入條文，避免非黑即白僵滯不前的窘境，同時也再度將氣候變遷議題拉回全球式的思考，不讓大國主宰會議結論。

　舉例而言，儘管小島國聯盟在減量部分的訴求，包括以攝氏低於1.5度為目標、控制大氣溫室氣體濃度低於350 ppm等數字，並未具體出現在條文中，但是在大會提出的決議草案裏(COP)以及其他相關條文中，已強調已開發國家必須增強減量的幅度與速度，儘快達到最高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減量。而在坎昆氣候會議結束前24小時的會議裡，小島國聯盟差一步就能把「2050年減低溫室氣體50%至1990年水準」納入條文。調適與資金的部份，小島國聯盟的立場也盡數出現在條文中，特別是「受氣候變遷負面效應影響最深的國家」與「可預測的、新的，以及額外的資金援助」等條文，更是建立了行動的信心。

　因此，當我們拿到最後出爐的草案的當下，大家直呼不可思議，許多在過去兩個禮拜爭執不下的訴求竟然出在條文中了! 當然，小島國聯盟也部份妥協以達成共識，亦遺憾資金轉移路徑未具體納入條文，眼前仍有許多細節須要明確的定義與條文化。

減碳量以外的氣候協議

　氣候變遷協議，是場衝突當中尋求解決之道的長期談判，我從旁觀者轉變為實際參與者的過程中，也經歷了全盤的衝擊。在《京都議定書》、碳額度、碳市場與技術之外，還有生態系完整性、溼地、森林、農業、性別、原住民，與社會正義等問題參雜其中，而且這些內容已經出現在最終決議的條文裡。如果我們僅把焦點放在前者，只會局限思考的廣度，而被後京都議定書未果給摧毀信心。

　舉例而言，如果只看減碳量，就會忽略芬蘭政府的快速啟動基金，將用於提高女性參與氣候變遷；因為女性在家庭中主宰了水與食物資源利用，若透過女性的力量，將更有效的執行調適措施。如果只看減碳量，也看不見泰國政府了解到溼地作為碳匯的價值，已開始執行濕地保育計畫。

　不論如何，會議結束後，才是挑戰的開始。這挑戰不僅來自於因應氣候變遷的困難度，更於場外人員解讀會議結論思考的廣度，以及看待氣候變遷在觀念上的歧異。

作者簡介

楊曼瑜，中東出生台灣長大，熱愛水鳥與溼地，致力於尋找保育與開發的平衡點。台大生態演化所畢業後，曾任職於環境顧問公司，專攻碳足跡與氣候變遷議題。目前就讀耶魯大學森林暨環境學院環境管理碩士班，研究水資源管理及金屬稀有性評估。坎昆氣候會議 (COP16)期間，為小島國聯盟談判代表團一員。

氣候談判不是只談減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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