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訪視也難杜絕犯罪」虐童案效應大，社工工會向衛福部提５大訴求
3/20，超過 500 名社會工作從業人員到衛福部抗議。攝／葉靜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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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葉靜倫
近期臺灣社會高度關注的男童受虐致死案，來自四面八方的關切持續延燒，已在社福系統中造成各種意想不到的效應。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兒盟）自 3 月 13 日起，遭衛福部勒令停止再開收出養新案，但臺灣一共只有 8 個團體能執行此業務，其中又以兒盟規模最大，讓許多還在等待收養的個案家庭很緊張。
在公部門從事兒少保業務長達 13 年的社工小琪（化名）透露，有些遭遇家內性侵或暴力的孩子，會需要由縣府出面跟收出養單位合作，為孩子找家。衛福部命令一出，當天便有兒盟社工哭著打電話表示無法再協助媒合。而如果縣府接下來也沒辦法找到能收案的單位，孩子就會進安置機構直到成年。
「先別提有沒有床位，重點是等待收養的孩子通常年齡較小，大約都在 10 歲以下，需要家庭式的依附關係、也沒有相應的自立能力，並不適合進機構過團體生活。」小琪說：「幼年時就進機構安置，也容易影響成年後的親密關係，許多孩子長大後不容易組成自己的家庭。」
此外，各地方政府開始下達許多讓基層難以執行的命令，例如回溯過去幾年被收養的孩子、調出紀錄追蹤訪視；或重新關切許多已被安置、安定下來許久的個案，甚至開始要求社工訪視時，要把孩子的衣服「脫下來檢查」。
短短半個多月，兒少保系統陷入低迷混亂，許多社工表示原本的業務大受排擠，也有人說現在出去家訪時，會遭民眾或個案冷嘲熱諷甚至咆哮辱罵。而兒盟主責社工在 3 月 12 日晚間，眾目睽睽下遭上手銬移送地檢署（後於當晚 30 萬元交保），更引發全臺各地眾多社工反彈。
臺北、花蓮、高雄、桃園等４個社工工會及臺中產業工會（籌備小組），因此在 3 月 20 日早上 10 點於衛福部門口舉辦記者會，以行動劇表達心聲，並向衛福部遞交陳情書。北市社工工會副理事長沈曜逸表示，陳情書中提出的５大訴求，已有高達 2300 人、70 多個團體連署支持，記者會現場也有超過 500 名從業人員參與，大多身穿黑衣表示抗議。
3/20 記者會現場，臺灣各社工工會以行動劇表達心聲。攝／葉靜倫
記者會現場，社工向衛福部遞陳情書。攝／葉靜倫
北市社工工會副理事長沈曜逸。攝／葉靜倫
其中包括遠從臺東、花蓮、高雄、南投等地趕到現場的一線社工，以及社工系學生、教授學者、社工師公會、產業工會，甚至有曾受過社工協助的個案、大學生、精神障礙者，以及警察與消防工作權益促進會代表、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立委范雲等到場支持。集結的單位角色之多、規模之大，是業界近年罕見的景象。
沈曜逸強調，舉辦記者會是因為一個生命逝去了、每個人都很心痛，希望能透過真正有效的檢討來避免憾事再發生，也因此在陳情書中提出 5 大訴求。
訴求一：收回「提高訪視頻率」、「突襲檢查」等檢討措施
虐童案後，雙北市社會局和衛福部都曾提及，將考慮提升訪視頻率、增加突襲訪視，成為此次記者會中最多人抗議的衝突點。許多人主張在現有的服務量能下，提高訪視頻率只會增添一線人員負荷，逼走更多專業人員。
花蓮縣社工師公會理事長洪聰正指出，提高訪視頻率是見樹不見林、「不貼近實務現場」的解方。尤其以地域狹長的花蓮和其他交通成本高的鄉鎮地區來說，家訪時從一個家庭到另一個家庭往往就花掉一整天，增加訪視率必定危及訪視品質。
花蓮社工工會理事黃盈豪說，社會工作不能用數字（訪視率）來衡量，因為不同類型的服務有不同的標準。真正的解方是強化社安網各系統間的合作，讓社工有充足的資訊評估、設定服務策略（處遇），才能做出有品質的訪視。
「如果我要服務中輟生，會希望學校、教育單位、少輔會等提供更多訊息；如果是需要行使公權力的兒少保案，也會需要警政幫忙、需要戶政單位讓我調資料。」黃盈豪說，以衛福部中央層級的高度，應該盡可能讓社工在網絡中得到支持、有順暢的機制可以做事，而非出了事就檢討基層。
花蓮社工工會理事黃盈豪於記者會表達訴求。攝／葉靜倫
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到場支持。圖／王婉諭 fb
任職於某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多年來從事兒少保業務的公部門社工佩茹（化名）也指出，如今政府所謂的「網絡合作」，就是一直叫大家召開跨網絡間的「合作會議」。但會議總是流於形式，且各網絡對於合作的想像往往僅限於「通報」，久而久之只是形成大量的「卸責式通報」（每個單位都覺得有通報就沒事了）。
佩茹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真的投入對兒虐的了解和訓練，包括兒虐的前兆如何辨識、虐兒心態的研究等，所謂的「增加訪視和合作」，到頭來也只是「多一個人去聊天」。
「這星期我剛好就接到某地保母疑似施虐的通報，」佩茹舉例：「但居家托育中心的社工就算一起去訪視，也只是跟保母聊聊天、陪小孩玩。這種訪視就算增加到 2 週一訪、每週一訪，也沒辦法看出什麼。而且這種狀況很常見，並不是特例。」
至於突襲式訪視，不僅執行困難，還容易破壞關係。佩茹解釋：「當然如果真有懷疑，我們依法能帶警察上門，但一來警察常常很不情願，二來我們不像他們破門後就沒事了，我們還得跟家庭維持關係。如果進去發現其實沒什麼事，以後該怎麼繼續工作？」
訴求二：社會安全網不是「社工的」安全網，應強化跨網絡合作
記者會訴求中指出，長期以來，政府為了讓大眾安心，持續誇大社安網的功能，做出「不可能的保證與承諾」，把社安網當成隨機殺人、孤獨死、犯罪、兒虐等各種社會問題的萬靈丹。
然而社會工作本來就有其限制，社安網也並不是「社工」安全網。既然叫「社會」安全「網」，就該由社區、警政、衛政、消防、社政共同努力。
同為助人工作者，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代表楊適瑋附和，既然是「網」，就必定會有漏洞，不可能接得住所有人。他還舉例，出事後叫社工提高訪視，就像發生火災後，叫消防員多去巡街一樣無用；
臺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常務理事蕭仁豪則指出，自己在 10 年工作經驗中，看到非常多案件都跟資源覆蓋率有關。社工人力長期不足，連警察都深有所感，過去已反應過很多次，但遲遲得不到政府回應。他還補充，「上銬給媒體拍」ㄧ直是警界檢討多年的陋習，協會也並不認同。
「警察和社工原本是相輔相成、甚至脣亡齒寒的關係，社工體系要是垮了，問題就會回到警察身上。」蕭仁豪說：「我們認為國家嚴重低估社工的價值，我甚至認為社工的薪水必須跟警察切齊（相同水平），因為我們都希望社工能留下來！」
3/20 記者會現場，超過 500 名從業人員到場抗議。攝／葉靜倫
3/20 記者會現場。攝／葉靜倫
政大社工所所長王增勇則在記者會後語重心長的說，不能用少數極端案例當成通案流程的標準：「增加不定期的訪視頻率，背後預設的是每一個跟我們合作的人，都被視為潛在的施暴者。」
王增勇說，社會工作的本質就是願意一再相信個案擁有自己的力量、相信人願意互助，並且努力讓每個人都能在社區（而非封閉式的機構）中生活。而這必定需要多方合作，甚至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
例如，此次兒虐案中的收出養服務，一個社工可能同時需要面對貧弱的原生家庭，面對警政、戶政、法院、社福中心、收養父母、社區保母等不同專業。而專業間的互信，原本就是社會工作的基礎。
「當社工不再相信人的時候，我們還是社工嗎？」王增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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