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前東帝汶難民仍盼望歸國

在東帝汶獨立局勢底定後直至2003年，多數「1999年難民」已在聯合國難民公署(UNHCR)的協助下重返位於東帝汶的家鄉。於2003年，所有官方協助「1999年難民」重返家園(Repatriation)的補助計畫正式終結，但實際上在協助難民重返家園計畫正式終結後，仍有好幾萬東帝汶難民寧選擇流落異鄉。

自2006年起，這些東帝汶難民正式失去其難民身分，而成為印尼的「新公民」(new citizen)。名義上「東帝汶難民」已不存在，然而與其說這些「前難民」已成為印尼的「新國民」，不如說「被邊緣化的新國民­」還更要貼切。

王郁萱報導

東帝汶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之一(全球排名第192個獨立國家)，其歷史命運多舛，於獲得獨立前曾先後遭受葡萄牙及印尼殖民統治。1999年東帝汶獨立公投後，獨派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隨著獨立公投結果的揭曉，東帝汶統獨雙方間的緊張情勢高度攀升，支持統派的民兵以及印尼軍(或者在印尼軍的支持下)，於東帝汶多處展開血腥報復屠殺。在當時極度動盪的局勢下，估計約有25萬到28萬東帝汶人為求自保奔逃至西帝汶。

在這些「1999年難民」中，有些人是在局勢所迫下自願奔走，有些則是被民兵和印尼軍強迫遷離家鄉，有些則只是無力選擇命運的幼童。

在東帝汶獨立局勢底定後直至2003年，多數「1999年難民」已在聯合國難民公署(UNHCR)的協助下重返位於東帝汶的家鄉。於2003年，所有官方協助「1999年難民」重返家園(Repatriation)的補助計畫正式終結，但實際上在協助難民重返家園計畫正式終結後，仍有好幾萬東帝汶難民寧選擇流落異鄉，也不願在當時仍緊張的情勢下重返東帝汶-這個充滿失望與希望-廢墟般的新生國家。

對多數居於東帝汶的人民而言，那些於2003年後仍滯留於西帝汶不敢返鄉的前東帝汶難民，多半是過去印尼殖民時期的施壓者—等同於罪犯，或者至少是不受歡迎的人。

事實上，這群未及時選擇重返家園的東帝汶難民的確多是民兵或者印尼公務員及其眷屬，或者其他支持統派人士，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的手在印尼殖民時期的統獨衝突中沾滿血腥，因害怕可能的報復行動而無法返家，但有更多的人於過往衝突中未曾施加任何暴力，但因其家屬為民兵、印尼軍或者支持統派人士而害怕遭受報復牽連而不敢返家。

十一年的歲月匆匆而過，於十一年前奔逃至西帝汶時仍稚幼的那群孩童已長大成人，甚至結婚生子，許多「第二代『前』難民」也呱呱墜地，這群無辜幼童生而即為「『前』難民」，更可說是過往衝突的間接犧牲者。

東帝汶前難民於印尼顯得格格不入？

筆者多次訪問及短期居住於東帝汶前難民營及再安置地(Resettlement camp)。踏入位於印尼西帝汶的前東帝汶難民再安置地以及前難民營，彷彿步入「國中國」­­－坐落於印尼的東帝汶小國。前東帝汶難民聚居地，處處可見東帝汶傳統房舍、隨處可聞東帝汶國語（德頓語）或者其他方言（例如Fataluku、Maksai、Mambai…）。不同的難民營或者再安置地聚居來自東帝汶不同地域的人民，這群東帝汶前難民，遇見同鄉難民操方言，異鄉難民則講德頓語，不懂德頓語的則以印尼話溝通。[1]

Noelbaki是鄰近西帝汶首府古柏（Kupang）的前東帝汶難民聚居地之一（也就是前難民營）。根據Noelbaki和平中心（Peace Center）成員Elito Da Costa，部分Noelbaki居民為Ojek（計程摩托車）、部分依靠微額貸款經營小生意、部分為漁夫，部分則為當地居民佃農，靠分享農作收成維生。這些非印尼公務員的前東帝汶難民，收入不穩定，加以好多子多孫的傳統，使本已不豐厚的收入顯得更加微薄。

談到居於Noelbaki的前東帝汶難民之經濟狀況，一位現居於此的前東帝汶難民長者(已退休印尼公務員)表示，於Noelbaki，許多前東帝汶難民於當地居民收割稻穀後撿拾遺落在田埂間的稻穗貼補家用，或自食或販賣，造成與印尼當地社區居民的衝突。「此行為使東帝汶難民的名譽受損，但當我試圖阻止此行動，他們(前東帝汶難民)也氣憤的表示：『我們也不過為生存而為』。」

在過去當東帝汶難民數量遠高於現今時，東帝汶難民與印尼當地居民間由經濟競爭〔或者說是生存競爭〕所導致的衝突頻傳。雖然自1999年至今雙方間的衝突事件已大幅遞減，但對彼此的歧視難以盡消，像是潛伏的不定時炸彈。此外，東西帝汶間的文化差異更加深雙方對彼此的不信任與誤解。根據Mery W. Diami 〔CIS Timor[2]
Atambua[3] 辦公室負責人〕，西帝汶當地社區對東帝汶難民的汙名化相當普遍，西帝汶當地社區居民通常視這些前難民「固執、嗜血、粗俗、骯髒…」，而東帝汶難民則視西帝汶當地居民為懦夫。

事實上，前難民營Noelbaki鄰近古柏，整體而言居於Noelbaki的前東帝汶難民其經濟情況比起其他坐落於偏遠地區的前難民再安置地要來的安逸許多。前東帝汶難民於西帝汶的整體經濟情況不言而喻。

難民問題解決方案-?再安置地?問題重重

1999年，大量的東帝汶難民湧入並滯留於西帝汶，占領當地社區土地，為解決此難民問題，「重返家園計畫」(Repatriation)
於1999起實施至2003年告終。三年期間滯留於西帝汶的難民數量大減，但此計畫正式終結後，仍有大批難民不願或無法歸國。為了解決仍滯留印尼的東帝汶難民問題，數千民難民在印尼政府的協助下移往「再安置地」。

現存於西帝汶的再安置地可分三種型態。根據CIS Timor成員Olyvianus Dadi Lado，過去當印尼政府推出再安置地方案時，政府宣導手法簡便，存在資訊不平衡問題，且政府未曾公佈確切資格標準，提供所有難民在不同再安置地型態中選擇適切的方案。

以下列出現存的三種再安置地形態：

形態一：為獨立的再安置地，與此方案中，難民非但自尋土地、自購土地並且自建房舍，其所獲得的補助並非來自政府，而是來自草根或國際非政府組織(例如CIS Timor或者OXFAM)，且僅補助相當有限的建材。此類型的再安置地，雖難民獲得較少的補助，必須自力救濟，但也因此提高難民的參與程度、與當地印尼社區居民的溝通程度，因此居於此類型再安置地的前難民通常具有較高的歸屬感與滿意度。[4]

形態二：難民自尋土地，並共同購買土地，其後由印尼政府提供建材，並由印尼軍(TNI)來建設房屋。然而政府在執行此方案的過程中未遣送足夠的人員下田野實地了解情況以協助難民及當地居民間的溝通，因而間接導致許多後續問題。譬如許多難民以社區為單位集體購買土地，然而其經濟力量仍不足以一次付清債務，且由於多數難民經濟情況持續困難且未見好轉，多數案例，直至今日難民仍無法償還土地債務。此問題或許已在當地社區與前東帝汶難民間埋下不定時炸藥。若當地社區日後終於要求前東帝汶難民搬遷，他們也許將再度面對流離失所的人生。[5]

形態三：政府提供土地，以及房舍，難民僅只是集體搬遷入住。此方案條件看似最為優厚，但此類型之「再安置地」往往地處過於偏遠、缺乏工作機會和醫療及其他社會資源，居民唯一的生計僅為務農，而其農作收成幾乎僅為自食糊口，即便農作有餘，欲販賣，往往也因「再安置地」過於偏遠，而大幅加深運輸販賣的困難度。

CIS Timor成員Olyvianus Dadi Lado說：「由於政策制定過程及選地過程未曾提供難民參與及表達意見的空間與機會，且難民未曾為這片土地及房舍揮一滴汗花一毛錢，因此許多人既不滿意也不大珍惜，三五天後又重返鄰近都市的難民營居住。」是以，即便政府已提供了再安置地方案，難民營理應不復存在，但實際上過去的四大難民營—位於古柏地區的Noelbaki、Tuapukan、Naibona，以及位於Atambua地區的Haliwen—至今仍舊存在，只是就官方而言應改稱其為「前」難民營。

這些前難民營多座落於公家土地，今日印尼政府雖仍放任前難民使用此些土地，但政府官方對於前難民營所持標準態度為­—設法關閉，是以前難民營的公共設施改善相當緩慢，且為鼓勵前東帝汶難民積極與當地社區融合、避免東帝汶居民過於仰賴國際援助而更加狹窄化其生活圈，政府限制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進駐與援助。

多數前東帝汶難民仍渴望歸國

正如同東帝汶難民營實存名亡，東帝汶難民亦如是。自2006年起，這些東帝汶難民正式失去其難民身分，而成為印尼的「新公民」(new citizen)。失去難民地位，等同移除他們原有的社會補助，然而直至現在，這些前難民往往被排除於當地的社會圈外，或難以與當地社區融合。許多前難民長期為無業遊民且甚至面對食物不安全問題。

名義上「東帝汶難民」已不存在，然而與其說這些「前難民」已成為印尼的「新國民」，不如說「被邊緣化的新國民­」還更要貼切。[6]

對於許多前東帝汶難民，重返家園的希望已隨著2003年重返家園計畫的結束而被埋葬至今。在過去，許多人甚至害怕和他人分享此念頭，因「重返家園」仍被部分親印尼人士視作背判印尼的政治議題。現仍居於西帝汶、原來自東帝汶Lakluta的社區領袖Filipe Parada表示，重返家園計畫的時間限制太過短暫，前東帝汶難民的人權明顯受犧牲，「自1999年我們逃亡自此，我們僅獲得短短3年有效期間決定是否重返家園，這並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