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菸草減害專家Clive Bates:污名化電子菸有損公衛權威

近日，全球公共衛生專家、英國吸煙與健康行動組織（ASH, 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前總監Clive Bates為電子菸發聲，表示「電子菸有減害(harm reduction)效用顯而易見」，用傳遞錯誤資訊、放大未知風險等方法持續打壓電子菸，將對公共衛生機構的公信力與權威性造成致命打擊。

英國菸草減害專家Clive Bates：污名化電子菸有損公衛領域公信力。/圖：網路。

英國菸草減害專家：電子菸是一種極具顛覆性的創新產品

Clive Bates是菸草減害領域的專家，多年來一直為全球菸草控制領域奔波。在他看來，電子菸以電子霧化技術代替香菸燃燒，減少了菸草燃燒時產生的焦油、一氧化碳等70多種致癌物，是一種極具顛覆性的創新產品。

電子菸還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社會價值創新。「它（電子菸）告訴菸民，你可以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戒菸或減害方式，而不是只能像病人一樣去醫院接受戒菸治療。」Clive Bates說：「這難道不值得反煙專家和菸民興奮嗎？」

但就像咖啡等新事物剛面世時都遭到過激烈反對，電子菸也在近年來備受質疑。據了解，這些質疑內容多以誹謗、影射和陰謀論為主，伴隨對未知風險的誇大，如將「電子菸對人體的長期影響仍待研究」表述為「電子菸中有很多未知危險成分，使用風險巨大」。

更令人困惑的是，即便已有科學證據證實電子菸的減害、輔助戒菸效用，部分公共衛生機構仍在污名化電子菸，甚至愈演愈烈。

傳統反菸人士錯誤地將電子菸與香菸混為一談

Clive Bates在分析原因時提到一個新概念：「制度慣性。」他認為，1980年-2010年間，部分公共衛生機構、政府、反煙專家和媒體在無形中組成了「反香菸戰線」。2010年，電子菸開始流行，出於反煙慣性，反香菸戰線錯誤地將電子菸與香菸混為一談，全力攻擊新「敵人」。

於是，反香菸戰爭莫名變成了反尼古丁戰爭。當反電子菸行動取得有效成果時，反香菸戰線認為自己是勝利者，Clive Bates卻指出，這種勝利值得反思。

「一項政策的制定要權衡很多因素。要限制電子菸的使用，就要考慮這是否會導致吸菸率上升？是否會助長黑市交易？想用電子菸減害的成年菸民該怎麼辦？可到目前為止，我沒看到電子菸反對者的思考與擔憂，只聽到了『限制使用』這種自負的斷言。」

事實上，多國權威人士都表達過對「反電子菸運動」的不滿。《富比世》總編輯Steve Forbes曾稱反電子菸運動建立在大量錯誤資訊和徹頭徹尾的謊言之上。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也公開表示，評判電子菸要比較正反兩方面證據，不該貿然全面否定。

Clive Bates：WHO應先想想如何幫菸民更有效地戒煙

今年5月31日，Clive Bates聯合十餘名公共衛生和健康領域專家向世界衛生組織(WHO)發送聯名信，指責其在電子菸問題上罔顧科學事實的做法。他在信中寫道：世衛組織正用毫無根據的資訊打一場徒勞的戰鬥，與其向全球誇大電子菸的危害，不如先想想如何幫菸民更有效地戒煙。

「電子菸有無危害、能否輔助戒菸，時間和科研結論終會證明。污名化電子菸或許短期內有效，但最後損害的還是公共衛生機構在公眾心中的權威性與公信力。」Clive Bates說。

台灣菸草減害專家王郁揚：衛生福利部與董氏基金會長年濫用菸品健康福利捐進行Cherry-picking Propaganda(偏頗片面的政令宣導)

台灣禁菸聯盟的WHO FCTC菸草減害專家王郁揚表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及在台長年反煙的民間團體董氏基金會，長年不斷濫用菸品健康福利捐(簡稱菸捐)，散播偏頗片面且錯誤的電子菸資訊，而刻意忽視國際上存在的菸草減害(Tobacco Harm Reduction)證據，英國菸草減害專家Clive Bates早在2017年3月便遞交電子菸修法意見給台灣政府(*檔案連結請參考延伸閱讀二)，然而卻因為台灣衛福部的黑箱作業，拒絕採納國際科學證據，執意要延續「管理香菸禁止電子菸」的政策方向。

王郁揚表示：「吸煙救長照就是台灣反煙窒礙難行的主因，總統蔡英文在2020選舉時喊出長照經費每年400億的口號，然而長照財源有七成來自菸稅，這叫衛福部如何能夠真正地反香菸？」雖然本人在行政院國發會發起連署「召開電子煙、加熱菸(無煙代用品)修法公聽會」通過門檻，衛福部卻持續黑箱作業，並把連署回應的程序跑完就否決招開修法公聽會的訴求，此舉恐也是導致台灣煙害防制法修正草案直至今日仍然躺在行政院，進不了立法院審議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