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蓉、陳是祈／台北市報導】我們對於自己住的地方了解多少呢？想知道自己的家園安不安全嗎？二〇一五年十月，台北市政府推出新作「竊盜地圖」，結合竊案資訊與地圖，民眾可以藉由地圖，檢視台北市的犯案熱點。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廖興中分析網路上各種竊盜地圖的呈現方式。 攝影／林蓉
開放資料 從治安地圖開始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廖興中表示，開放資料歷史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五〇零年代，開始有「民眾監督課責」的概念，接著才出現「開放資料」一詞，但初期只著重於資料是否有透明公開。直到二〇〇八年，美國總統歐巴馬上任，開始推行的政策不再只有資料是否公開，而是資料公開之餘，是否能以合適的格式供民間使用。
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小組的研考會副研究員陳宗亨說明了此一地圖的發想過程。「歐美國家兩到三年前就已經在進行相關的政策研發。」他表示，從地方到中央，都已經將開放資料列為施政重點。然而，開放資料應用層面極廣，「究竟要從環境保育、衛生、食品安全，還是治安開始？」經過調查，民眾對治安的關心程度是最高的，因此決定從「公布犯罪熱點」開始著手。
地圖推出 評估民眾意見與改善
從二〇一五年三月開始，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進行技術研發，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則負責與民眾溝通、評估此一地圖的可行性。經過長達半年與警察局及中央警政署的協商，犯罪點位資料得以公開，結合地圖，讓「竊盜地圖」終於正式上線，供民眾瀏覽。
「在研發事前，就有和公民參與委員會溝通過。」陳宗亨表示，研發的過程牽涉到許多細節。民眾樂於知道犯罪點位，好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但是犯罪熱點究竟要多詳細？「一不小心，可能就變成洩漏犯罪被害者的住址和個資。」而犯罪點位一旦公布，勢必也會造成房價的漲跌。雖然地圖公布不到半年，市政府除了按月收集民意，也持續在追蹤地圖可能造成的影響。
研發過程 反映法規缺陷
雖然開放資料的政策推動進行如火如荼，但比開放資料這一個觀念還悠久的「法律」與「體制」，卻是推動過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例如，在爭取犯罪點位開放的過程中，就常常面臨警察局與警政署之間的責任歸屬問題，光是行政作業、審核到資料正式開放，常常必須在兩個單位之間來回奔波。
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小組研考會副研究員陳宗亨親自示範如何使用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的資源。 攝影／林蓉
另外，目前台灣的開放資料是依照二〇〇五年頒布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執行。但十幾年的差距，讓法規面臨是否要修正的問題。陳宗亨舉例，光是法律條文的名詞，「資訊」和「資料」就有很大的差異。「資訊沒有限制形式，但資料是有形式限制的。」看似只是名詞問題，卻可能造成將來政策制定時的衝突。陳宗亨表示，針對此一法規，也在研擬是否要中央來進行修法。
學者觀點 需注意偏差及利益分責
廖興中以學者觀點看政府在開放資料上的關注，持以樂觀態度。「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政府更加透明，也能夠讓用民間力量來使用資料。」而以研究地理資訊系統為專長的他，也針對竊盜地圖發表了意見。
利用政府提供的CSV檔便可以自行在網路上製作竊盜地圖。 Google Map提供
「透過地圖溝通會產生偏差。」同樣的資料，用密度圖或環域圖，就可能造成不同的解讀。而地圖格式、經緯度的設定，甚至是原始資料的轉換過程，都有可能產生誤差。廖興中建議，除了用犯案紀錄來製作地圖，也應該補充「破案資料」，讓民眾不只了解案發地點，也能知道案件後續處理。
針對開放資料導向的政策制定，廖興中也提出了幾個潛在的問題。「資料本身會因為格式有所限制，隨意開放會容易誤導。」因為無法分辨使用資料的人目的為何，也很難分責。「萬一資料有誤，後續會造成很大的利益損害。」
資料未來 從社會文化建立觀念
雖然「竊盜地圖」看似是政府眾多政策的其中一環，卻牽涉了許多複雜的法規問題。無法得知資料的使用目的，依然是開放資料目前最大的問題。廖興中認為，法規是生硬的，主要還是要從人民的素質文化中去教育。「讓開放資料應用在純正的目的上，需要的是文化的支撐。」
巨量資料一旦開放，必然伴隨巨大的經濟效應。一方面，政府該如何在複雜的法制系統以及行政架構中，尋找符合這波趨勢的路；另一方面，該如何教育人民開放資料的觀念與意義，將是未來整個國家都必續面對的公民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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