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龔亭毓、詹舒婷／台北市報導】「唯有站在界線之外，才能將事件看得更清楚。」文字工作者阿潑，秉持新聞學以及人類學的專業訓練，以過去多年身為記者的犀利觀察，繼第一本著作《憂鬱的熱帶》後，於二〇一五年推出《介入的旁觀者》。從馬拉威的愛滋病到樂生療養院的拆遷，阿潑寫下近年來發生在國內外的重大事件，帶領讀者一同思考，並且提出深刻的反思。
豐富的旅遊經驗 建構筆下寬廣視野
阿潑，本名黃亦瀠，大學以及研究所分別受過新聞學以及人類學的專業訓練，熱愛自助旅行，並且總是在旅途中發揮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精神，與當地人互動。例如每到一個新的地方，阿潑必定前往傳統菜市場與在地人聊天，與一般人旅行的目的往往為吃喝玩樂不同，她總是將「是否與當地人吃飯」當作驗證旅行成功與否的指標。
豐富的旅遊經驗使得阿潑的文字帶有廣闊且獨特的視野，並且展現在第一本著作《憂鬱的邊界》中。有別於上一本著作探討邊界與身份的認同，《介入的旁觀者》由一系列阿潑在中國時報的專欄文章集結而成。看似單純紀錄國內外發生的大事，但是在附加的評論與反省當中，阿潑筆下的文章都具備寬廣的視野。如同一位遊歷四方的旅行者觀看社會。《介入的旁觀者》讀者鄭棋元說：「阿潑的文字總是帶領我們進入事件的現場，隨著她一起接受衝擊，再冷靜下來最後進行思考。」
全世界發生的事 你我都無法袖手旁觀
「我們都不是局外人，所有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無法只是袖手旁觀。」阿潑在《介入的旁觀者》書中，提到一次前往馬拉威進行志工服務的經驗。她觀察歐美國家的學生面對愛滋病患者以及台灣醫療團內志工的態度總像是隔了一道隱形的牆。然而，愛滋病在馬拉威這個國度裡的存在其實如同在台灣看到感冒一般自然。
反觀台灣，從專門收容愛滋病患的關愛之家被台灣社會投以歧視的眼光以及污名。就能夠發現，大多數的人在面對愛滋病患者或者愛滋病相關的社會問題時，寧願選擇迴避，也不願意真心看待。
《介入的旁觀者》一書 攝影／詹舒婷
從一名記者到菜鳥人類學家
「我是一個非常『新聞』的人。」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系的阿潑，這麼形容自己。大學時期新聞式的扎實訓練，使阿潑期待作為一名記者，所產出的文字必須對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畢業後從事記者工作的阿潑，卻在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開始思考作為一名新聞記者的侷限。
「你再辛苦去傳達自由平等，但是始終仍有一群人是沒有辦法去溝通的」。阿潑表示，即使作為一名記者努力傳達各方意見給大眾，但最終依舊無力改變這個世界。從滿腹熱血到有些灰心，阿潑選擇擺脫這樣的侷限，開始接觸人類學。並且在就讀人類學研究所期間，到第三世界的國家，或是台灣的偏遠地區當志工。 阿潑說：「這個世界，在我走出去以後，從原本只是一個書本上看到的概念，到最後變得立體。」
阿潑談論關於身為一名新聞記者的侷限 攝影／詹舒婷
透過書寫 提供台灣與國際對話的窗口
在從事志工服務以及在許多國家自助旅行的過程中，阿潑最喜歡在旅行過程中與當地人聊天，卻也常常面臨跟外國人解釋台灣的窘境。阿潑第一次自助旅行前往日本，其中一位室友為東京大學國際關係四年級的學生。但是對是對方竟然不知道台灣是什麼？於是阿潑從口袋掏出一張新台幣一百元的紙鈔，指著上面的頭像孫中山，向對方解釋台灣。
旅行途中的阿潑 照片提供／阿潑
「在跟一個陌生人，或者是連對方國家都不知道的人聊天時，你不能夠理所當然覺得對方應該要認識我，反而應該思考對方與自己的交集可以在哪裡。」雖然在國外，但是反而必須不斷回頭去理解台灣，這是阿潑走過東南亞許多國度，走過第三世界非洲的國家，最後回到台灣所得到的收穫。
「台灣面對國際事件的發生往往認為與自己沒有關係，是因為他不知道那些故事跟台灣在某個方面具有連結性。」阿潑說。因此她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對話的方式，使更多人理解，即使我們作為一個事件的旁觀者，但仍舊能夠積極了解與面對公共議題，成為一個積極的閱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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