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謝宜芳/北市報導】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中家屬聯誼協會的會長吳金蓮女士,參與多項公益活動,積極幫助其他同樣是照顧精神病友的家屬,她說:「我都這麼辛苦了,一定有人比我更辛苦。」並表示不希望幾十年來的心血就這樣白費,想把自己身為照顧者的親身經驗分享給更多人。
吳金蓮有兩個哥哥、四個姐姐,出生於民國三十八年,在她二十三、四歲時,某天,大哥突然帶著她趕去台北市萬華區的醫院,還不明白事情的始末,就看到二哥在病房中遭受醫護人員電擊,只為了控制住病情,吳金蓮的媽媽抱著吳金蓮痛哭,她才明白二哥生病了。
二哥得到精神分裂症的那一年,正就讀輔仁大學經濟系四年級,因為發病的關係而延畢,但一年後,終究還是完成了學業。畢業後,出外找工作,總是順利通過面試,但病情不穩定的二哥,沒有辦法維持同一份工作,長久做下去。不得以的情況下,吳金蓮在高雄環保局工作的大哥幫二哥找了一份在環保局的工作,讓二哥在高雄定居下來,也好就近照顧。
為了照顧生病的二哥,吳金蓮時常台北、高雄兩邊跑,一接到母親的電話,不論多晚,她一定搭夜車趕下去,拋下還需要她照顧的三個女兒,坐上火車,在火車內暗自流淚的吳金蓮,一看到母親,便馬上收起眼淚,裝出鎮定的樣子。
一等二哥病情穩定,又馬上趕回台北家中,收起難過,變回女兒心中堅強的媽媽,吳金蓮說:「那時,我都把背包放在我的床頭邊。」漸漸地吳金蓮也開始生病了,只是她還未察覺。
吳金蓮的媽媽,那時曾對她說:「如果我撐得住,我就不會叫妳。」聽到這句話,吳金蓮更覺得自己應該成為母親的依靠,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幾年前吳金蓮的母親與大哥相繼過世,讓原本就已經擔負許多壓力的吳金蓮,更將照顧二哥的重任往自己身上壓。
「我到底哪裡努力不夠?」這句話是母親過世之後,吳金蓮最常問自己的。之後的日子,她再也不敢享樂,女兒要請吃飯,她也不去,女兒要買好的衣服給她穿,她也不接受,自責的她,只希望自己能再為二哥做點什麼。
漸漸地,當吳金蓮在家獨自一人時,便想打開窗戶往外跳,她說:「等我回過神來,我真的被自己嚇了一跳。」為了轉換心情,她聽從建議去爬山,到了最頂處,她竟然又有一種想一躍而下的衝動,於是她知道她自己生病了。
在丈夫的陪伴下,她前往台北市立療養院就醫,並由醫師診斷出她是得了憂鬱症,在家人與醫師的協助與藥物的控制之下,她終於在去年年初正式停藥,並且從未在發病。
很多的精神病友照顧者,在身心俱疲的狀況下,往往最後也讓自己得到精神疾病,吳金蓮說:「如果你被診斷出精神疾病,不要害怕。」她說精神疾病與其他疾病一樣,都是需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只要自己不去排斥,配合運動與藥物的控制,且積極學習正向的人生觀,病情都是能被控制住的。
吳金蓮還說:「我現在積極推動財產信託。」她表示許多精神病友的照顧者,都是病友自己本身的父母親,這些照顧者擔心,當他們過世,他們的孩子該由誰來照顧。吳金蓮過世的母親將二哥的財產全都托付給她,已經快六十歲的吳金蓮,壓力非常大,也非常擔心誰能替她照顧二哥。
財產信託是將財產移轉給受託人,指示其依約定方式管理、使用信託財產,此時信託財產名義上雖為受託人所有,但事實上係與受託人之財產分開獨立,受託人只能依信託意旨管理及處份信託財產。但是對於精神病患的家屬,信託金額的限制與該選誰當受託人或是剩餘金額的處理都是個問題,否則這一部分的財產容易被不法人士所利用。
智能障礙總會已有財產信託的條款,但精神障礙者才剛開始推動,因為推動相當困難,除了信託金額的限制之外,找到適當的監護人也是一個問題,吳金蓮希望各界人士能為精神障礙者盡一奮力,也希望自己小小的力量能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吳金蓮說:「每個人都不是一百分,那為什麼不能容忍別人的缺陷。」她又說:「精神病友們並不是不定時炸彈。」希望社會大眾能給精神病友們關愛,並接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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