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風潮－看戒嚴前後的台灣學運

【記者洪崑哲、劉俊佑／嘉義電訪報導】

　　台灣最早的學生運動可追溯到日治時期＜註一＞，為近代台灣學生運動揭開序幕，而後影響台灣晚近社會深遠的戒嚴，前後也都發生過學生運動。在限制人民言論的戒嚴令解除後，台灣壓抑已久的社會力量沛然而發。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身為知識階級的學生，更帶起一波新生的改革力量

四六事件　白色恐怖之濫觴

　　四六事件起於民國三十七年，以台灣師範大學為主體，聯合台灣大學進行「反飢餓鬥爭」，堪稱台灣學運的啟蒙種子。當時國民政府正面臨著政治、經濟的重大危機，依靠公費為生的師範學生發動罷課請願，以「提高公費待遇」為訴求。衝突在隔年3月20日發生，台大、台灣師大兩位學生因共乘單車，被警方取締並遭到毆打，此一事件引起兩校學生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提出三項要求＜註二＞。同年4月6日，大批員警於凌晨進入兩所大學校舍，逮捕兩百多名參與學生，其中有7人在獄中被槍斃，隨後國民政府公布「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解嚴後　野百合的激情狂飆

天未亮一書記錄了四六事件始末。圖片來源／翻攝自《天未亮》一書

　　民國七十六年，沉靜將近40年的社會力量，在解嚴後精力勃發，改革社會運動如雨後春筍。當時執政黨領導階層爆發權力鬥爭，遷台後40未改選的國民大會又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終於促成以學生為首、解嚴後的第一個學生運動。當時野百合學運提出四大訴求＜註三＞，要求進行民主改革，雖然解散後野百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但學生提出的民主訴求，卻逐漸成為台灣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根本，台灣在十年後陸續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

　　解嚴後的野百合學運，是結合社會上一直存在的改革聲音以及學生的特殊地位的而成的。曾參與過野百合學運的嘉義縣社會局長翁章梁表示，在國家需要改革的時候，學生運動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學生通常懷抱著單純的理想主義，較不受現實社會的利益糾葛，因此翁章梁認為，學生在社會上擁有很純然的影響力。對於學生參與學生運動，翁章梁說：「這是關心社會事務的開始。」學生關心社會運動，能訓練自己有更多元的思考。野百合學運是一個學運成功的重要標的，沒有染上政黨色彩，此後也少有學生運動有如此盛大的陣容。另外，野百合學運規模，是在特殊的情勢和條件下發展出來的。翁章梁表示，現今的學生運動，雖然規模上沒有野百合學運盛大，但是加上網路上的社群力量，未必不能相提並論。

　　＜註一＞1913年，台灣醫學生蔣渭水、翁俊明等人暗殺袁世凱的行動。
　　＜註二＞一、懲處員警。二、賠償醫藥費。三、登報道歉。
　　＜註三＞一、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二、廢除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三、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四、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